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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发源自“西方”的印度，传至“东方”的中国、日本、朝鲜而盛大……然而，比之印度，更远的 “西方”——欧洲之近现代的“佛学”研究，却使得十九、二十世纪之间，作为学术的“佛学”研究，又从更远的“西方”——欧洲，回传到“东方”的日本、中国……。“佛学”作为一门现代学术的分支……似乎始终摆荡于“东方”与“西方”之间……“西方”宗教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教”，基督教在西方发展了两千多年，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与工业文明的洗礼……在许许多多的变化、冲击下，延续至今的“基督教”神学，能给同样历经许多变化与冲击的“东方”宗教文化核心之一—“佛教”，什么样的启示与反思呢？

首先，我们先来参看法国基督教神秘主义（Mysticism，另译“密契主义”）思想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的观点。薇依是被誉为“当代帕斯卡尔（Pascal,1623～1662）”的一位伟大法国女性，一位身体力行基督精神，并具有高贵、圣洁、对苦难甘之如饴精神的女性，她以她自己的心灵去拥抱上帝，并拒绝受洗、拒绝参与圣事，置身于教会和基督教团体之外……。薇依思想中最具争议性的一点乃是：“基督精神与基督宗教的区分”。她认为：“基督精神不等同于基督宗教，信仰基督不等于信仰基督教，成为基督徒不等于成为基督教徒，反之亦然。薇依认同前者，而非后者。她一直不愿受洗入教……”

简单地借用薇依这样的思想，或许也可以用在佛教与佛教徒上：佛陀的精神，不等同于佛教的精神；信仰佛陀，不等于信仰佛教；成为佛陀精神的追随者，不等同于成为佛教徒。佛教发展了千百年，难免有些许人为、组织、教义发展……等的缺陷与无法适应时代的状况，重新回归“佛陀精神”、追随“佛陀精神”，或许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更值得深思的或许是：“佛陀精神”，作为有别于其它宗教的核心理论到底是什么？接着，我们来参考天主教神学家卡尔‧拉纳（Karl Rahner,1904～1984）在他的神学人类学经典之著《圣言的倾听者》中的观点。拉纳认为：“人在他的每一个认识和行为中都同时肯定着的他的这种基本素质，我们用一个词來表示就叫做“精神性”（Geistigkeit）。人即精神，这就是說，他总是在一种持续不断地向着绝对者的自我伸展中，在对上帝的开放狀态中度过他的一生……人之所以为人仅仅由于他总走在通向上帝之路上，不管他是否明确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对上帝永远保持着一个有限者之无限的开放狀态……”

简单的說，拉纳认为，人作为一个存有，就是一个“圣言的倾听者”！他认为，这是“作为论证被圣言启示的可能性的学說—之上的形而上人类学的第一个命题因为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世界上其它宗教的教徒、信仰者，那些宗教情操充沛，富有爱心善行，但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接受基督宗教洗礼的人，都是“匿名的基督徒”（Anonymous Christians）。参照这样的观点，佛教中的佛性论者，或许也可以说，人作为一个存有，就是“朝向觉悟（菩提）的存有”！人作为一个人，必定要向着觉悟（菩提）之道迈进！而其它宗教的教徒，也都是“匿名的佛教徒”（Anonymous Buddhist）！这种借用，在宗教对话上，可能会变得很有意思……接下來，我们来了解本世纪欧洲最杰出的基督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的神学观点。巴特的神学曾被称为危机神学、辩证神学，它产生于基督教信仰的危机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危机之中，为维护上帝的启示而奋斗不懈。他的神学，是作为返回到宗教改革的新教正统神学，故他的神学，又被称为“新正统主义”（Neo-Orthodoxy）。

他认为上帝只启示在基督身上，并且体现在信仰中，才能被人所认识。上帝是超越的、完全另位的他者（wholly other），只有在上帝的自我启示（《圣经》）中，才是可知的。所以，他认为科学家和神学家的研究方法和论题是完全不同的。科学基于人类的观察和理性，神学则基于上帝神圣的启示。

巴特将上帝与人的距离，重新拉出一条无法超越的鸿沟，人无法藉由自己来认知上帝，人只能藉由上帝的启示认知上帝。巴特的这种观点，可称之为“信仰的理性主义”。

而科学和神学既是完全分离、不相干的，也就没有科学观点挑战神学命题的问题（如基督复活、圣母处女生子、进化论与创造论的冲突……等）存在。若借用巴特这样的观点，我们也似乎可以重新提高佛陀“圣言量”的地位，来面对佛经中神通、瑞相、轮回……等，遭遇到科学观点的质疑（特殊的是，佛教因明逻辑学家陈那、法称，只承认“现量”、“比量”，并不认可“圣言量”的地位，这些佛教逻辑学家，或可视为佛教中的理性主义者”）。重新提高佛陀“圣言量”的地位，除了可以说明“轮回”的成立外，亦或许可以使许多修道与思想上的差异，重新回到佛陀的“圣言”本身！只是，什么是佛陀的圣言？佛教史上一直存在着了义与不了义之争，中观、唯识的空、有之争，就是一例，这恐怕在佛教教义上，是一个难以真正解决的问题……最后，我们来参考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Plantinga,1932～ ）论证基督教信念可以作为一个基本信念的理由。普兰丁格以运用英美哲学界的主流思想——分析哲学研究基督宗教，而在当今美国的基督教哲学研究中著称。1965 年，他把模态逻辑引进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轮证明”（ontological argument），弥补了康德（ImmanuelKant ,1724～1804）所指出的，该证明是混淆了“是”和“存在”（“存在”不是一个谓词）的理论缺陷。这项研究改变了二百年来西方哲学界的一个定论：“康德永远推翻了本体轮证明”。

在关于基督教信念的知识论问题上，普兰丁格对基础主义知识论者，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他尖锐地问道：为什么上帝存在的信念，就不能是我们恰当的基本信念之一呢？就像“外在世界存在”这样一个哲学家提出质疑，但一般人却认为是恰当的基本信念一样，有什么理由认为“上帝存在”不可能是一个恰当的基本信念？（此处须注意，某一个信念是恰当的基本信念，并不保证那一信念的真实性）。普兰丁格因此认为“上帝存在”，对基督徒而言，可以作为一个恰当的基本信念（因为没有理由认为“上帝存在”不可能是一个恰当的基本信念）。虽然，这并不能保证“上帝存在”这个信念是真的，但却为信仰基督教的人，提供了一个理性的保证：上帝存在的信念，可以作为我们恰当的基本信念之一。普兰丁格的这个论证，颇受批评，在哲学界中，此已被称为“大南瓜先生质疑” （ Great PumpkinObjection），即按照普兰丁格定义“什么是恰当基本信念”的程序，某个信仰大南瓜先生存在的人，也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说：大南瓜先生的存在，可以作为一个恰当的基本信念。菲利普‧奎因（Philip Quinn,1940～ ）即说道：“困难在于……这是一个无数人都可以參加的游戏。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佛陀的追随者，甚至是拜月教的追随者都可參加进來。”

虽然如此，但普兰丁格对基础主义知识论关于知识“合理性”的质疑，却是相当地成功，他提出的“保证”（warrant）作为知识“合理性”的观念，曾在美国哲学界掀起一股“保证”热，他因此被称为“改革宗认识论”者。参考普兰丁格的上述观点，正如上面奎因所說的，佛教徒也可以合理地说：佛性、涅槃、解脱、轮回……等的存在，可以作为一个恰当的基本信念！……只不过，“作为恰当基本信念的标准是什么？”却是一个更根本、而难以解决的哲学问题！上面，笔者仅希望藉由这几位现、当代神学家的理论，给予佛教或佛学理论一些刺激、參考……而对于比较哲学或比较宗教的研究，笔者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领域，因为必须那两个（或多个）研究对象的学說理论都很熟悉才能做出一些客观的成果來……。相信，上面关于一些神学理论的介绍，或多或少可以给予我们在佛学研究上一些反思的空间……这也是笔者的兴趣和生命探寻课题。在宗教的选择上，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 , 1889～1975）曾作过这样的观察说明：“当今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有足够的知识，使他可以有信心说一种宗教比其它所有宗教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