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任杰先生自1976年至1997年，陆续将藏文大藏经中九部古印度论师及两部古代藏族高僧的中观学论著译为汉文，结集为《古印度中观论著九种》印行。其内容有：龙树菩萨《缘起心要论颂》、《百字论颂》、《大乘二十颂论》、《转有论颂》、《未觉能觉论》，提婆菩萨《中观破迷执论》，月称论师《中观入智论颂》，清辩论师《中观略义颂》，黑论师《中观缘起论颂》，以及古代藏族高僧甲曹杰《二谛建立及正见文大宝鬘》和章嘉若比多吉《藏文正字学·智者生源·中观法类》。
　　任杰居士把他这些年来从藏文译出的中观论著交给我看，让我提提意见。我考虑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点。

　　第一、翻译的价值

　　大乘佛教中观学在藏传佛教中无疑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虽然藏传佛教中也有讲瑜伽行派唯识思想的，但从总体上看，在藏传佛教占主导地位者，仍属中观。尤其是开创格鲁派的宗喀巴大师，整顿了藏传佛教，抉择、确立了以月称论师为代表的中观应成见为修习佛法的理论基础。而此后的藏传佛教是以格鲁派为主流的，从而也就使得中观派，尤其是中观应成派的作用更加地突出了。这一点是与汉地有所不同的。在汉地，虽然很早就有鸠摩罗什译出了许多中观论著，僧肇法师也精辟地阐释了中观的根本思想，后来又有天台智者大师建立了以中观思想为核心的天台宗，但在此后一千余年，汉地佛教仍以唯识为主流。藏汉佛教之异同，是众生共业之所感，也与玄奘大师、义净大师去印度求法时，正是瑜伽行派兴旺时期；而佛教传入藏地时，则是印度晚期大乘和密乘兴旺时期，有着密切的关系。印度晚期大乘的特点即在于中观，密乘的理论基础更是中观。所以说，学习藏传佛教的确要重视中观，而学习中观也的确要重视藏传佛教。这一点很重要。
　　藏传佛典分两个部分，大藏经和藏地大德的文集；大藏经又分为甘珠尔与丹珠尔。在藏传佛教中，能被收入大藏经的都是译成藏文的古印度佛教大师们的著作，藏地大德的著作是不会被列入藏经的，只能以文集的形式保存下来。这与汉文大藏经的编辑原则是不同的。在甘珠尔、丹珠尔和文集中，有许多文献是汉传佛典里所缺的，像现观庄严论类、宗派论类、后期大乘中观类，以及内外五明之学等等，在汉文佛典中难以寻见或数量很少；而汉文大藏经中，也有许多典籍在藏文里没有；这就需要汉藏之间进行交流。交流的方式，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翻译。从近现代的情况看，在这一点上汉地佛教走在了藏地佛教的前面，能海法师、法尊法师、观空法师、郭和卿居士……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任杰居士的翻译也是如此。此次任杰居士译出了这么多重要的论典，这对于大家学习和研究藏传佛教，对于藏汉佛教交流，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与价值。

　　第二、翻译的水平

　　我个人认为，翻译只有两个原则：第一是要忠实原著，第二是要考虑读者。用世间的语言讲，叫做翻译的内容与翻译的形式并重；用佛教的话讲，就是如理与契机要并重。翻译必须忠实于原著，不能以己意改作。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任杰居士的翻译绝对是忠实地表达了中观应成见，毫无问题。
　　另一方面，现在佛典翻译讲如理的多了一些，讲契机、讲要考虑读者方面，似乎少了一点。他们似乎不明白这样一个基本道理，翻译的目的是要让读者懂而不仅仅是译者懂，是要让多数人懂而不是只要少数人懂。否则，译了等于没译。甚至，如果有些读者去“硬啃”那些枯涩难懂的译文，从而产生了误解，在世间学问的翻译上尚且会被认为是译者失职，在佛典而言更有无穷的过患。譬如，最近我读了一本新近从梵文译成汉文的佛典，其中有一句译作“或意识如所知”，本来讲的是“有人认为‘识’和‘所知’是一样的”，却很容易被误解为“‘意识’和‘所知’是一样的”。如果是古人的翻译，尚且可以理解，而今天还这样翻译，似乎就违背了翻译要考虑读者这一原则。任杰居士的翻译，无疑是考虑了读者的——不仅在翻译原文时加以注意，而且还对读者不易理解的文句加以注释；不仅是加了注释，而且还把这些注释作为脚注，放在被注文字的同一页，令读者一目了然。实在是好！
　　其实在这方面，古今都有做出了榜样的大德，最典型的就是唐代的玄奘、义净两位大译师和近代汉地的大德能海法师。玄奘、义净两大译师的翻译，都设有庞大的译场、许多道工序。最后有一道工序叫做“润文”，这非常重要！这使得他们的译著，有些时候可以说是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在世界翻译史上也不多见。任杰居士以后的翻译工作，似乎也可以在最后请人来润润文。至于能海法师的翻译有没有这道工序，我不知道。但我认为，近代几位译师中，能海法师的翻译在使用汉语语汇上是最成功的，文字是最优美的。我常说，善说是学问，会说是艺术。不说有两种：或者什么都不懂，说不出来；或者是明哲保身。最可怕的是神聊瞎侃，那是在浪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而在佛教翻译里，可以说一般的翻译是学问，善巧的翻译是智慧，是内证功德的流露。能海法师的著作与翻译，无疑是内证功德的流露，太值得所有翻译者去学习了！可惜现在还有一些人讲佛法、译佛典，如同神聊瞎侃。那就不单单是在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生命，而且还是在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慧命！现在真正能像任杰居士的译著这样，既忠实于原著，又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读者，是非常罕见的。
　　上面我已经说明了对这些译著的价值及其翻译的看法。既然都是从藏传佛教、藏文佛典中译出的论著，在这里，我还想对现在汉地学习佛教，尤其是学习藏传佛教的情况，讲几点自己的看法。
　　藏汉佛教的交流是一件值得赞叹的事情。在这方面，汉传佛教走在了藏传佛教的前面，这是值得藏传佛教学习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民族心理与历史背景不同的缘故，汉地在学习藏传佛教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很多、很严重的问题，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是背弃了释尊的本怀。
　　第一、尚空谈不尚实际。许多人的“学佛”就是神聊瞎侃，全无利益。得到了一本现观方面的书，就认为自己掌握了现观；得到了一本中观方面的书，又认为自己掌握了中观。殊不知真正学好现观、中观都是很困难的事，这里面最重要的增上缘，除了书本以外，更有传承与教授。没有传承、教授就能掌握佛法的人，几乎难以找到。
　　第二、仪轨最初是为了方便观修而设，而观修是在一定层次上才能进行的。如果没有广大的闻思，根本不了解仪轨的内涵，却终日忙于烦琐的仪轨念诵，口诵而心不知其义，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没有时间闻思和观修，那就完全失去了仪轨的正面作用。为仪轨而仪轨，这种倾向，藏地佛教到了后期就已经产生，而在汉地一些学习藏传佛教的人身上似乎更为明显。
　　第三、辩经本来是为了在辩论中加深认识，可是现在汉地有些人的所谓“辩经”，根本不是如此，反而成了吵架骂人！这种“辩经”不会令人智慧增长，而只能让瞋心与慢心增长起来。须知腹中无物，何谈辩经？！仅仅为了压服别人而“辩经”，又何谈修行？！在藏地学人们也是要在久修之后才进入辩经场的。
　　第四、智人以理生信，万民以事生信。真要弘扬佛陀教法，真要让广大众生生信，真正的定境，具有最强的效果。但是现在一些学人不知修持，徒竞口说，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修行意义。我不是说学问没有用，学问非常非常重要。没有学问、没有闻思，根本无法学佛。但是光有学问，那不叫佛法。讲了这么多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学习全面的佛教，不偏执于一端。全面的佛教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戒定慧必须并重才行。能海法师的全集，第一册名为《戒定慧基本三学》，第二册名为《戒定慧基本三学讲录》，这说明能海法师是非常重视戒定慧三无漏学的，是三学并重的。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地把佛法传下去，让众生得到最大的利益。现在汉地许多大德，都是当年能海法师座下的弟子，这说明能海法师弘法的方式不仅如理，而且深深地契应汉地众生的机宜，具有非常的典型意义，值得学习。
　　最后还要补充两点。一、任杰居士此次翻译藏文典籍中的中观论著，把主要精力放在印度大德的著作上，放在龙树、提婆、月称等为释迦牟尼佛授记的大菩萨僧的著作上面，编排上也把古印度大德著作放在前面，把藏地大德著作放在后面，这也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目前汉地在学习藏传佛教时，一部分人似乎忘却了藏传佛教也是从印度传来的，也是从印度、汉地、西域等许多地方传来的，忘却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上这一期佛法最兴盛的时代，是释尊住世及释尊灭度后正法千年时期的古印度，一味照搬藏人著作，不是学佛而是学藏了。学藏是成不了佛的，想要成佛只有靠学佛。这并不是说学藏与学佛完全矛盾，而是说，就是西藏的诸大善知识们也是把印度佛教放在首位来弘扬的。尊重法源，尊重正理，尊重古印度龙树、提婆、无著、世亲、陈那、法称、月称等大菩萨僧，本身就是佛弟子应有的传统。任杰居士此次译集《古印度中观论著九种》，秉承了这一传统精神，值得赞叹。二、翻译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佛弟子，尤其是佛弟子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果真要学习藏传佛典，还是应该学习藏文；如果真要学习龙树、提婆、无著、世亲等大菩萨僧的著作，还是要学习梵文，直接用原典文字读原典。这绝不是说翻译的水平不够——前面已经讲过，任杰居士的翻译水平非常高——而是说多学一门语言就是在心灵上多开了一个窗口。一门语言代表了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有时根本无法用别的语言替代。学习语言对开发智慧有很大的帮助，学习语言的作用在这里，学习声明的作用也在这里。任杰居士译稿的校样，我仔细看了两遍，极个别的地方有些不同的看法，大多是“考虑读者”方面的看法，我都已经用铅笔标在校样上了，请任杰居士再斟酌一下，不一定就按我说的改。我不是认为任杰居士的翻译不好，而是认为既然让我看，就要负责任，不能当个“好好先生”了事。通过看任杰居士的译稿，我认为任杰居士的水平和态度都很值得赞叹。我也在进行一些藏汉翻译工作，如果任杰居士愿意，我非常希望将来能请任杰居士帮我也润润文、改一改，我相信任杰居士也一定会认真负责、每错必纠的。

注：本文於西元一九九八年六月三十日，由丹迥·冉那班杂仁波切口授，弟子栗拙山听受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