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存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和文学评论。小说主要发表和转载于《收获》《十月》《中国作家》《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刊。出版有中篇小说集《蓝丽》，出版和发表长篇小说有《轻柔之手》《坚硬时光》《我不放过你》《白色庄窠》等。
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文艺创作的问题与出路
思考全球化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必先思考全球化在其漫长而又剧烈的运动中所呈现出的本质性面目，在其面目被认清后得明确少数民族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然后，才能谈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文艺创作的问题与出路。从文化角度来说，全球化是缩减个性文化并将个性文化进行湮灭而让其遗忘的一个全面性过程，在这个过程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幸免。应对全球化庞大而又持续的覆盖力，文艺创作的在场性能够应对全球化唯我独尊的力量，并能不断持守和复活民族文化的记忆。
全球化主要的特点是扁平化、一统化和通约化，它来自于西方对世界的言说方式，来自于弥漫于西方历史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造就了西方，也就是说西方基于希腊从物到物理的转换而趋向人以物理（也就是形而上学）方式构造世界，它与其他文明构造世界的发生是完全不一样的的，它是西方的一个事件。形而上学方式在对物认知中对物的类性质进行提取纳入理型框架内形成知识，形成物理。近代以来，形而上学强化了人的主体性后物理延展为物理学，物理学在技术工程领域里又将它转化对物的性质和功能的提取，形成成功的概念，又将这个概念反推认为它对物的解释是正确的，合理的。然后把物理科学向其他实证科学转换，物理学成为其他实证学科的一种范式。接着又把自然科学移植到社会科学里面来构成社会科学的范式，这是它成功的标志。
物理学通过技术工程将物的性能转换成产值，转换成作用量，如此不断以技术的条件进行拓展使得人造世界越加成功。技术工程伴随产值的刚性要求又使得这种人造世界的模式不断向全球各个角落覆盖，在其覆盖中，扁平化、一统化和通约化是基本的要求。在这种要求下，个性和个性魅力被取消，或者被抹去。
这就是西方形而上学构造世界的基本风貌。
在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进行构造世界的过程中，原始的物被对象化，被物理化后远去了，不重要了，人造世界成为人生活的世界，人在这个世界中被裹挟，被悬浮，被拔离大地，这是人造世界的悲哀。
技术工程转换成产值和作用量的同时又不断驱使技术科学向前发展，经过五百年的不断滚动，西方科学技术成为全球最成功的典范，全球在接应西方的科学技术时，也在接应西方的文化。也就是说，西方的科学技术与西方的文化是同步的，甚至是西方的文化孕育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没有西方的文化就没有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清代的大门首先是被西方的坚 船利炮、被西方的技术打开的，经过洋务运动，国人最终明白光接应西方的技术还不行，还得接应西方的文化。“五四”运动是基于这个认识而发生的。至此，可以说中国被全球化，或者主动接应全球化是从一百年前开始的。
从“五四”运动开始至今，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近百年。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强调中国传统的文化，但不管怎么说，在全球化浪潮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下，特别在近几十年信息时代的快速覆盖下，当代中国文化已经烙下西方的深深印记。各种学科的设立、理论的建设等等无不具有西方的因素。当代中国已处在全球化的格局中，这是不争的事实。
以形而上学为基本推力的西方文化在向全球覆盖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向全球覆盖。在思想层面上，形而上学的思想对象是存在解蔽为的存在者，存在者之说又构成了体系性的各种理论，理论叠加理论，并因为对象的不同而细化为各种专门性的学科。这些理论和学科有一个基本点，就是以人的主体性为原点和基本点的，原点和基本点也是出发点和透视点，人的主体性在这个点上经过不断的延展和收拢，形成了西方意义上的世界的形态。也就是说，西方意义上的世界是形而上学构建的世界，西方的历史也是形而上学发展和完成的历史。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理论和学科一开始就强调的是价值，理论和学科从价值出发，也以价值为目标。在此，存在已经不在场了，被遗忘了。而这个意义上的思想也就是基于存在者的思想，是关于对象化的思想，思想本身已经无法思想了。于此境地中，理论代替了思想，概念、体系等等东西支撑起貌似思想的世界。这种思想方式与技术工程捆绑在一起向全球延伸，至此，形而上学强调价值的思维方式延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里。今天，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已经与古典时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大不一样了。
在全球化语境下，谈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就得先谈文化的现状。全球化向全球推进是层级性的，它先是向一个地域的大文化圈推进，再又以此地域的大文化向次文化波及，这样一层接一层地推进最后完成全面的覆盖。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中，汉文化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是大文化圈，西方文化先是推演到汉文化的领域里，然后由汉文化再向其他次文化领域推进。从地域的文化角度来说，地域文化接应全球化是通过译介来进行的，译介也是层级性的。在中国，先是汉语对西方文化的译介，再是其他语种对汉语的译介。在文化推进与接应的过程中，西方一方面是因为自身扩张的需要，另外一方面，接应者也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五四”运动对新文化的需要是接应西方文化的，它基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接应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就无法在世界中立足，也无法打破自身传统的梗阻。接应西方文化使得中国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强大起来。但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给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带来的是自身文化传统的弱化，中国文化中个性的东西逐渐被遗忘和被阻断。中国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在接应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要以牺牲自己的传统文化为代价，这个代价的惨重后果在今天已经能清楚地看到。在这里，说中国文化包括汉文化以外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各个民族文化都得面临被扁平化，被通约化，被统一化的困境。
首先是汉语文化的困境。汉语传统的文化讲“道”，讲天与人相融的境界，在如此的境界中衍生出文化的韵致性的况味。但“五四”以来，汉语这种韵致性的况味已经被逻格斯语言所框范，汉语在不断的译介西方语言的同时失掉了自己鲜活和原本的力量，民间性的汉语也在全球化运动中也不断瘦身，不断缩水，不断被通约，不断被改造成呆板的语言。近年来，关于国学和汉语传统的说法很多，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即现代当的汉语文化是在理论体系、概念、价值、意义等形而上学话语的思维中呈现的，在这种思维下要回到汉语的传统中去得先破除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要破除积弊很深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就得等深地了解形而上学（即哲学）是怎么来的，不但要了解形而上学是怎么来的，还能回到它原始性的源头中去，如此，才能反过来回到传统的汉语文化中去。如果不破除顽固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如果还以哲学或者其他什么学科的方式回到汉语传统仍是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进行的，就是在理论到理论的泥潭打转，转来转去还是在形而上学思维架构的泥潭里。
其次，少数民族在百年的文化变形中处在汉语语境的主导中不但要接应汉语传导来的全球化话语，还要接受全球化内在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技术扩张的过程中，不得不被动顺应全球化的要求，这种顺应在文化上首先是在语言上，其次是在文化的记忆上。而每个民族在生存上的自我要求使得文化根性在逐渐消失。比如甘肃有三个独有民族，他们是东乡族、保安族和裕固族，这三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口头语言而没有书面语言，他们的文化保存在口头传承中，而他们在今天都面临着口头语言逐渐在弱化的境况，口头语言不断萎缩的情况下，文化传承就很难得到保证。而甘肃境内有一个藏族自治州和一个藏族自治县。甘南藏族自治州藏族人口有三十多万，在全球化背景下，藏语也面临着被弱化的情况。还有一个叫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地方，这个县的周围基本上汉族地区，只有一面与青海相接，在这样一个孤岛似的藏族自治县中，现在已经找不出一个用藏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人了，本地藏族人除少数在纯牧区的外，其他地方的藏族已经连藏语都很少说了。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即使在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时也存在着形而上学思维内置的趋向。在今天，接受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即使用自己民族的母语进行文化性的书写也是在形而上学思维主导下进行书写的，而且，这种情况会越来越普遍。
前面说过，全球化是西方以形而上学为根基的历史演进，是以形而上学为根基的全面覆盖。形而上学在全球化完成后也就到了终结的时候了，作为形而上学终结的西方思想家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在思形而上学对人类的危险作用，特别是上世纪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对形而上学这个庞然大物的解构使人们广泛地认识到形而上学给整个人类带来的思想和文化的困境。人已经被技术摆置，人在技术不断的摆置下已与人本然性的大地越来越远，人的根在消失，人的存在感被日益普遍的悬浮状态所代替。但不管怎么样，以形而上学为根基的全球化运动并没有结束，全球化仍在一浪接一浪汹涌地运行着，覆盖着，全球化仍在持续强劲地推进着，技术的扩张使人造世界愈来愈眼花缭乱，文化的失真状态也越来越严重。这是对全球化的基本判断，没有这个判断，就不能看清全球化的真实面目，就不能看清全球化从根本上对人类的巨大危险——这种危险是从根上的，是从人成为人的最基础的地方的。同时，也应该看清楚技术的发展是无法阻挡的，技术向太空发展，向日常用品发展是必然的，如此看是在看清它的本质上的，在看清楚它的本质的同时，就能对技术的发展泰然处之。泰然处之不是消极地对待技术的发展，而是在一个长远的时间中，在一个千年意义上的时间尺度中转向，转向人类的源头，在这个尺度内，思想的再次发生就会成可能。
认清全球化的本质和格局就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会清晰一些。在全球化日益严重的今天，民粹问题和自我殖民问题会不断地讨论下去，但在全球化一统、扁平、通约的浪潮下，少数民族的文化个性必然要受到威胁，必然要被改变。这个结果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是不愿看到的，但这样被威胁的事实每天都在发生。相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汉文化就是一个例子，汉文化的传统在经过了百年的全球化规训后已经或者正在全面被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谈自我殖民和民粹都显得没有力量了。全球化在一定时期也有可能会反向运动，从西方发端的全球化完成它的覆盖后很可能在某一潮流上会在非西方的某个地域产生另外的力量而向西方运动，但这种运动还是基于全球化本质的，它还是一统化、扁平化和通约化运动。基于这样的判断，在当今全球化已经覆盖全球的情况下，在自我殖民和民粹问题上谈少数民族的文化存续已经不真实了，即使真实，这些问题也是次生问题，核心问题还是对全球化本质的认识和解构问题。
面对全球化要使民族文化焕发出生命力，或者持守民族文化的生命力首先得破除和解构业已形成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就得从形而上学构成的世界中超越出来。我们面对的世界从根本上说是形而上学观念构成的世界，一般所说的时代、现实这些概念其实就是形而上学言说所构成世界的另外说法。这个世界的语境就是价值主宰的语境，是被形而上学支撑的语境，由这些语境构成了世界图像。在这个世界图像中，人在价值层面上存在，而非诗意地栖居。要超越这个世界，要溢出这个世界对每一个个人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每个人从小到大都浸泡在这个世界中，这个世界的构成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每个人都离不开这个世界给予他的道路，这些道路包括从小到大所学的知识等等。在这里，连文化这概念都是在主体性认知层面上的概念，但为了论述方便只能暂用。
对全球化深层次全方位的格局认识清楚后才能谈如何对待民族文化。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技术的扩张会不断持续下去，但在这样的境况中，在对全球化本质认识清楚的基础上，人是可以有所为的，而且，人应该有所为，人在技术世界中处境也促使人必须有所为。在民族文化上的有所为就是回到民族文化的源头上去。诗人的天职是回乡，那么，现阶段的民族文化主要的职责就是回到民族文化的源头上去。而这样的回去是基于对形而上学构成的世界的解构而进行的，在这个层面上说，回去是艰难的，它既是对人的要求，也是对民族文化的要求。
在清楚少数民族在文化上必须回溯的问题后谈少数民族文艺创作的问题与出路就明确了。文艺创作是生命本源性的显现，相对于历史学，相对于各种理论的运作，它是原发性的，创造性的。艺术的尊严在于它的非价值性，而且，它听命于天地人神共聚的召唤，它在存在的意义上道说和创造。应该说，面对形而上学世界的板结和固化，文艺创作是最有希望、也最有力量能焕发出生命感的。而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就是少数民族文化所面临的问题，这里不再赘述。
基于对艺术创作本质性的认识，少数民族文艺创作首先得树立起强烈的有为意识，有为就是回乡，回到源头。回乡和回到源头意味着切入生命的大地之中，切入生命原发的那个地方，切入族人传说和神性的给予之中。一句话，少数民族艺术创作者应该倾听自己身上血液中古老生命的召唤。在这里，回乡和回到源头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不是说要写什么乡土不乡土的东西，不是要担当什么民族性不民族性的东西，而是将自己的个体切入到生命的本真中去。那个本真就是自己的民族，就是故乡和源头。
艺术创作的有为还应该是对自己民族的文化的尊重。对于在本真意义上的创作而言，它是次生一级的，但也关乎文艺创作。文化包括各个方面的内容和形式，这些内容和形式或者直接记录了一个民族生命的足迹，或者以某种符号显现着一个民族的一些信息。对于文艺创作者来说，民族文化的这些内容和形式也是创作的资源。
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记忆或者文化形态留存在宗教传承中。在全球化浪潮中，宗教是留存一个民族文化记忆和文化形态的最后堡垒，一个民族的宗教如果存在，它的文化就存在，它的文化记忆就存在。犹太人几千年中迁徙流走，但这个民族最终还是因为宗教而奖其民族的文化记忆留存了下来，这个民族因此而没有被灭绝。藏族也因为有藏传佛教而经受住了无数的困苦，藏传佛教使藏民族有了今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藏传佛教现在是将来仍是保持藏民族个性和文化的最牢固城邦。今天，我们不要把宗教简单地看成是迷信的形式，它是一个民族整体上面对生命的形式，是一个民族对自然对人认识的结晶，也是一个民族所有个体面对神的形式。
文化的归属感对于一个从事文艺创作的人来说是必要的。一定程度上，文化是一个民族每个成员的故乡，从回乡的意义和回到源头的意义上说，归属感是一种自我约束，是一种自觉。归属感不排斥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纳，反过来说，一个真正能够归乡的人需要吸收更多的养分来强壮自己。在这种吸纳中，吸纳者主体必须是一个独立和自由的人，不然，他就会被殖民，被异化为他者。
对于一个民族整体的文艺创作来说，从宏观上有所作为更显得迫切。文艺园地建设，文艺机制配制，创作人才培养都很有必要。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三十多年前，甘南藏族自治州从事藏族母语文学创作的人非常有限。1981年甘南藏族自治州创办了藏文刊物《达赛尔》，与此前后，全国藏区有七八家藏文刊物创办。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仅甘南藏族自治州现在从事藏文文学创作并在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的人就达140多人，这还不算用汉文从事文学创作的藏族作者。
文艺创作说到底是思与诗的事情。思与诗同源。它们二者是在同一发生处发生。诗的命运伴随着思的命运。在当下，庞大而持久的全球化浪潮和全球化语境给人带来的困境也越来越严重，在此境遇中，文艺创作者思的任务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