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凯、王志祥等在羊永镇白土村二社王石山保家调研安全饮水事宜。 王晓忠 摄
作家们在行动，熠熠生辉的文学在光照着寒冷的贫困。
“文学照亮生活”一直是作家们的觉悟和信念。在脱贫攻坚战中，“作家之家”中国作家协会一直是有执念的。无须讳言，相对于光明和温暖，寒冷的贫困现象就是世界的一个“阴暗面”，而彰显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的现实主义文学实践就是照亮它的一束精神之光。
2019年12月2日，据临潭县官方门户网站“临潭发布”报道，县委书记高晓东、县长杨永红前往定点帮扶单位中国作协对接帮扶工作。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李一鸣出席座谈会。座谈会上，高晓东说：“多年来，中国作协对我县在人、财、物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作家们深入脱贫攻坚主战场、讲述脱贫攻坚故事、塑造脱贫攻坚典型、记录脱贫攻坚业绩、推介了临潭资源，为助推临潭与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国作协等帮扶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县整县脱贫摘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会早日实现。”钱小芊指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始终坚持把脱贫攻坚对口帮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将其列入每年工作安排，进行重点研究，积极推进，选派优秀干部到临潭县挂职，坚持‘文化润心，文学助力，扶志扶智’理念，积极推进帮扶项目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临潭县脱贫攻坚正处于冲刺阶段、关键时刻……”
对于临潭脱贫攻坚战，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一则，这是新一届县委县政府班子第一次进京对接脱贫攻坚工作；二则，临近年头岁末，定点帮扶单位和被帮扶者之间必然有一些辞旧迎新的态度要明确，尤其是收官之年这一关键时刻，临潭脱贫攻坚如何实现最后冲刺。
在临潭县挂职担任扶贫副县长的王志祥也参加了座谈会。临潭县领导的这次京华之行，事先我早就听王志祥说过的。本来，一开始我们从卓洛乡就一路在一起，我去冶力关采访时，他说先要带一些人去杭州参观学习，然后随县上领导回北京去中国作协汇报工作，就与我分手了。不过，发生在王志祥身上的一件小事，我必须写下来，因为它不仅让我看到了一个挂职扶贫干部的精神面貌，还让我看到了中国作协扶贫的姿态。可以说，我就是从这件小事上开始感受到了中国作协扶贫的本质和意义。
那是2019年10月24日，临近中午，我们在卓洛乡采访结束后经卓洛路回县城。车子由县扶贫办文东海驾驶，王志祥坐在前面的副驾驶座位上，而我在后面。快到临潭回民中学时，正好遇上学校放学，路上学生很多，有结伴步行的，有骑自行车的，也有骑摩托车的，过往的机动车辆更是不少。看着摇摇晃晃骑摩托车的学生，我很是担心，刚随口说了一句类似担心的话，突然，一辆迎面驶来的摩托车，因为未越过路边的一个小土坎而远远地倒在了我们的车子前面，驾驶摩托车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后面还带着一个小男孩，像一对回家吃饭的姐弟。当时，所有经过的车子都一略而过，唯独我们的车子停了下来。因为看到两个小孩只是在自己的摩托车慢下来之后顺势倒地的，既没有碰也没有摔，我也就坐着没动。但是，正当我在车上看两个孩子怎么爬起来的时候，王志祥和文东海却已经下车直奔两个小孩，一起把两个小孩扶了起来，并帮助他们扶起了摩托车，王志祥还问这问那的，一副十分关切的样子。此时，我的内心突然一热，立即用手机拍下了整个过程，随后发到了朋友圈，引起了许多朋友热烈的点赞。
王志祥和文东海做了一件小事，只不过是搀扶幼小的举手之劳，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小事。在今天这个社会，遇上这种麻烦事，大家躲都躲不及呢，而他们却是主动去寻找麻烦，况且两个小孩是自己摔倒的，与别人毫无关系，而且摔得也不重，小孩自己也是能爬起来的。这件小事的可贵之处，就是一种细致入微的情感，我干脆没有想到去做，他们二人不但想到了还做到了。尤其是作为当地的一个副县长，其姿态更是难能可贵。我都被感动了，那两个小孩必然是更为感动更为温暖。当然，对于他们，谁扶起他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在自己跌倒的时候，曾经有两个陌生人帮扶过自己。看来，真如临潭扶贫干部所说的：扶贫无小事。
中国作协对临潭的帮扶由来已久。在挂职副县长的王志祥和担任第一村支书的翟民之前，是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的朱钢和担任第一支书的陈涛，而在陈涛之后和翟民之前，担任第一村支书的是张竞。
不过，在精准扶贫之前，第一次走进临潭大地的中国作协人是办公厅的陈光、《诗刊》编辑邹静之和《人民文学》美编杨学光。
那是1998年末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邹静之的电话，说他要去临潭，希望明天经过兰州时见我和叶舟一面。我和叶舟是1994年第十二届《诗刊》青春诗会的学员，而邹静之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亦师亦朋者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见面之后，我们才知道，邹静之是中国作协派出的扶贫工作组第一批成员，将要去临潭蹲守半年哩。没有想到，21年后我会去寻访他的足迹。
中国作协第一批到临潭扶贫的人肯定是有故事的。为了了解具体情况，我求助于当时与邹静之有交往的临潭诗人。我找到了在临潭县公安局工作的诗人葛峡峰。诗人讲述诗人的故事总是津津有味。葛峡峰说，那一年，邹静之老师来之后住在临潭宾馆。当年的临潭宾馆，是一座四层楼的建筑，陈设简陋，连洗个热水澡都有困难。一天，我同牧风、唐天三人相约去看邹老师。到了宾馆后，邹老师亲切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详细询问了我们的创作情况，还谦逊地向我们三人打听当地的掌故和人文历史。走时，邹老师让我们收集一些当地作者的作品看一下。我们欣然应诺。那天之后，他和牧风还去过几回邹老师的住处。其中一次，是送去了甘南诗人的诗稿，听了老师许多宝贵的意见。
葛峡峰记得很清楚，1999年5月的一天，牧风兴冲冲地捧着当年的第五期《诗刊》，远远喊着，我们的诗歌发表了，我们的诗歌发表了！
这期《诗刊》用12个页面给甘南诗人编发了一个专辑《甘南青年诗人们的歌》，作者有扎西才让、敏彦文、李志勇、阿信、葛峡峰、杜鹃、唐亚琼、牧风、拉木栋智、流石和薛兴11人。此前，除阿信参加过《诗刊》青春诗会以外，只有几位甘南诗人在《诗刊》上零星地发过作品，以专辑的形式集中亮相这还是第一次。那些年的《诗刊》，是不会轻易给一个地方这种待遇的。在这个小辑的编者按中，邹静之对每位诗人都做了简要的点评，之后说：“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扶贫工作组第一批成员去临潭，行前，《诗刊》领导嘱咐，说要发挥文化扶贫的优势，要关注和发现当地的青年诗人。”他最后写到：“这次到西北扶贫半年，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在最为贫困的甘南地区，还有如此精神高洁的年轻诗人群，他们的诗，或许会为《诗刊》带来清新的风气。其实，最应该感谢在贫困地区那么执著地写诗的朋友们，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能够关注他们。”
《诗刊》推举的影响力无疑是很大的。这期《诗刊》的《甘南青年诗人们的歌》是甘南诗群形成气候的一个重要标志，而邹静之是一个重要推手。临潭是一个文学富矿。邹静之发现了临潭的诗人，同时也发现了诗歌里的临潭。
精准扶贫以来，2013年10月18日，《文艺报》又以一个整版的规模发表了青年评论家高亚斌近万字的评论文章《甘南诗歌：六个关键词》，文章以牧风、扎西才让、王小忠、瘦水、花盛和陈拓《六个人的青藏》散文诗合集为文本，全面而透彻地解析了6位甘南青年诗人散文诗的艺术个性和造诣。其中，除瘦水而外，其余5人都是临潭籍诗人。
临潭是一个造就诗人的地方。朱钢到临潭挂职扶贫之前，还是一个只会把照片说明文字分行排列的摄影爱好者，但让人惊奇的是，在临潭山路上修炼了几年诗歌的“回车”，他突然成了诗坛一匹无拘无束的黑马。虽然人到中年，但北乔（朱钢的笔名）的创作却呈现出一种青春期的井喷状，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思想的、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都没有离开临潭寸步，他俨然成了临潭的文化代言人。我们无需怀疑北乔的文化野心，其所秉持的只是一种扶贫雄心。
北乔的诗歌代表作《临潭的潭》，对临潭久远而深沉的潭极具想象力，让读者能在一种时空交错的穿越里感受到临潭一个潭的前世今生。此外，北乔还给临潭县的16个乡镇各写了一首诗，像诗人在16个乡镇的诗意留影或精神定位，这组诗就是《临潭地理》。临潭16个乡镇之间的道路是崎岖闭塞的，但一个扶贫干部却用诗歌为我们架起了一条心灵的栈道。
临潭的文学部落正在崛起。北乔不仅在进行自我塑造，还在接力塑造着文学的临潭。为了积蓄临潭扶贫的精神力量，北乔把临潭的文学家底做了一次全面的盘点。在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北乔带领临潭县文联主席敏奇才，主编、出版了三卷本的《临潭的温度》，集中展示了临潭70年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成果，而由其二人策划主编的《临潭有道——临潭县脱贫攻坚作品选》，则紧紧围绕脱贫攻坚做足了精神层面的文章。这些可以当枕头枕的重要文献，足以让临潭人从此高枕无忧。诗人北乔的这些贡献，使扶贫干部朱钢2018年9月被甘肃省评为“先进帮扶干部”。
认真践行中国作协扶贫理念的当然还有陈涛。在冶力关，陈涛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邀请鲁迅文学院学生到冶力关采风，出版作品集，发动作家们给学校捐赠文具和书籍。在临潭采访中我听到，陈涛刚到冶力关镇后，为了开展助学支教，自费买了一辆大摩托车，把冶力关远远近近的学校跑了一个遍。那辆摩托车是鲜红色的，是陈涛的交通工具，也是陈涛的精神伴侣。这辆摩托车，距离陈涛的第一辆摩托车已经有15年之久。在家里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一辆绿色的摩托车，但自从走进京城之后，就再也没有骑过摩托车。到了冶力关后，山大沟深，路长腿短，加之孤独寂寞，工作、生活都需要，所以他又回到了摩托车时代。青涩的绿和鲜艳的红，无疑是陈涛人生两个阶段心境的底色。
作家陈涛的“润心”、“助力”扶贫密切关联着人的教育问题。在临潭，陈涛写了一个系列的纪实散文《甘南乡村笔记》，发在《人民文学》等刊物上，读者反响不错。其中有一篇发在《福建文学》2019年第一期的《山上来客》，就是一篇让人读了有隐痛的作品。作品讲述了山上贫困村的一个女人，在缴纳医疗与养老保险时白得了工作人员错找的600元钱，被工作人员发现上门追讨时，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不但不承认错误，还百般抵赖，虚张声势，演出了一出出闹剧。尽管这是一个贫困又没有文化的女人，但在与几个乡镇干部的“交锋”中受到了教育，最后还是良心发现，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于是，作者在作品最后写到：“当我再次看到那个女人时已是冬月了，那个正午的阳光很暖，她领着孙子在河边集市买当地的啤特果，依然是戴着那条土黄色的头巾。她选中了四个，付钱的时候跟对方讨价还价了一番。孙子趁她不注意，伸手抓了一个，结果没有拿住掉在地上，原本就软的啤特果变成了一摊果泥。女人狠狠地打了他的手一下，孙子‘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哭声洪亮，撕心裂肺，但终究还是淹没在集市嘈杂的声浪里。”
这个戴着土黄色头巾的“山外来客”，甩给孙子的那一巴掌，无疑是来自于自己所接受的扶贫教育。以往，可能是大人平时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让一个小孩子竟然也有了伸手拿别人东西的不良习惯。所以，这个女人的这一巴掌，虽然打的是孙子，但归根结底打的是自己。当文化成为贫困者的主心骨，那她就会自己站起来。
安静而心细的陈涛看到了这个女人精神的变化，所以他的心情非常好，正如“那天正午的阳光很暖”一样。当苦涩的生活都变成了作家内心的事物，生活就是很温暖的。
“这段时光，让我学会了如何在生活的内部去生活，如何更好地面对、处理生活的疑难，如何小心翼翼地探索生活与人性的边界，我要感谢这两年生活的馈赠，让我在今后的人生之路上永怀一颗静默、敬畏之心。”陈涛如此说。
不仅是陈涛一个人得到了诸多的“生活的馈赠”，中国作协几位先后到临潭挂职的人都有不小的精神收获。虽然只是挂职，但到了临潭，他们都深扎了下去，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外人。
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李一鸣兼任中国作协扶贫办主任，是具体抓扶贫工作的部门领导，对于中国作协在扶贫方面所付出的人力、财力和智力他一直是了如指掌。他如数家珍地说，“临潭集聚着中国作家协会的心血。1998年，经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甘肃省临潭县被列为中国作协对口帮扶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多年来，中国作协高度重视做好对口扶贫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对口扶贫……”关于几位赴临潭挂职的同志，他介绍说：“挂职期间，他们克服家庭困难以及高原恶劣气候条件给工作、生活带来的不便，按时到岗，认真履行职责，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当地人民的实际困难和要求，并及时反馈汇报，为制定相关扶贫实施方案和规划出谋划策，充分发挥单位优势和个人特长，树立了中国作协挂职扶贫干部的良好形象，为临潭县的扶贫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得到了甘肃省、州、镇和村干部群众的称赞。”不仅如此，2019年中国作协被甘肃省评为“中央国家机关脱贫攻坚帮扶先进集体”。
文学的种子正在临潭悄悄生根发芽，而中国作协是一台播种机。年末，2019年《收获》文学排行榜发布，因为临潭作家丁颜的中篇小说《有粮的人》榜上有名而引起了甘肃文学界的关注。丁颜的上榜理由是：“《有粮的人》写的是甘肃回民地区‘永泰和’粮号的乱世遭际，却令人欣喜地避免了汉文化传统中熟烂的以相互倾轧为主题的家族叙事，而是写出了一群有信念的人在生死边缘的相互扶持与守望。作品的信仰、忠贞以及平等，超越个体，也超越时代，深深扎根于赖以生长的那个民族的血缘之中。”在我看来，要探究临潭贫困的根源和20多年的脱贫之路，丁颜的这个小说是必读之物。
此前，我还不知道丁颜其人，看到消息后，因为正在关注临潭的方方面面，我也很兴奋，于是找了几个人详细打听了一下。丁颜，中学毕业于临潭县回民中学，后考入甘肃农大，系临潭县一个事业单位职工，现在中央民族大学读研究生，一边学习，一边写小说。丁颜上过学的临潭县回民中学，就是我从卓洛乡返回县城时经过的那个学校，王志祥和文东海还在校门口附近扶起过丁颜的两个小校友呢。一所其貌不扬的中学，竟然出了这么一个优秀的文学才俊，可喜可贺。年轻的丁颜，在提升临潭的文学海拔，也在改写临潭的当代文学史。中国文学重镇《收获》的文学排行榜可不是一般的看台，临潭青年作家丁颜登上去，那可不仅仅是临潭人的荣光。
中国作协在临潭安营扎寨，不仅是临潭作家之福，而且是甘肃文学之幸。2015年，“中国作家协会冶力关文学创作基地”成立时，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阎晶明还专程到冶力关授牌。一个国家的文学机构，守在一个地方进行长久的精神滋润，必然会催生出一片生机勃勃的生命。据敏海彤、王丽霞和敏奇才三人提供的资料显示，近10年来，在中国作协的扶持下，临潭县在文学活动方面，举办了“助力脱贫攻坚文学培训班”，发现培养了丁颜、黑小白、赵倩、梦忆、丁海龙等一批新生代作家；邀请国内作家到临潭采风，出版了《爱与希望同行——作家笔下的临潭》；扶持当地作家出版了《杏香园笔记》《高原时间》《转身》《纸上火焰》和《甘南诗经》等文学著作。在甘肃，临潭县文学创作空前活跃已经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临潭的这些作家和作品，都是临潭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一个文化大县，中国作协无疑为其注入了新的文化血液，使临潭拥有了一个更为丰厚的文化底蕴。
在脱贫攻坚战中，临潭县的作家们是最接地气的书写者，他们作品中的临潭故事，激励着广大的扶贫干部和贫困群众共同致富奔小康。
对于负荷沉重的临潭，文学是轻灵的，但对于作家，临潭和文学都是沉重的。拥有作家，并被文学照亮，是临潭人的福祉。如果有一天，临潭人能够随手捡起这些心灵的碎片，并把它们拼接起来，他们就能看到一个美好的愿景。文化与文学是“内生动力”的能源，可制造输送新鲜的精神血液，而中国作协扶贫理念“文化润心，文学助力”的本质就是关于一种生活理想的扶持。
临潭的潭已经在文学之中。作家们让临潭人看见了临潭，而文学让临潭人看到了希望。穷则思变，需要的就是一种不甘贫困的精神。
因为还没有实现最后的冲刺，临潭的脱贫攻坚还在路上。2019年11月初，我接到了中国作协创研室的邀请，赴海南出席第四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会议给我确定的话题是“历史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新农村书写”。我很高兴谈论这样一个沉重的国家话题。经过一番思考，我准备的发言稿是《有向度有温度的精神坐标和温度计——从国家级贫困县临潭说文学书写》。我认为，将现实的贫困放在历史视野下审视，是对脱贫攻坚这一民族大业认识上的最高站位。我的理解是，贫困是人世间的一种寒冷，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它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季节性的。也正因为如此，精准扶贫目前的现实是:贫困根深蒂固，而扶贫艰苦卓绝。
在历史视野之下说话，必须尊重历史。在博鳌论坛的发言中，我回望了临潭扶贫采访的全过程。在临潭，历时45天走完了全县16个乡镇之后，我看到了现实中残酷的贫困，也发现了历史中贫困的踪迹。在甘肃，戴着“苦瘠甲天下”穷帽子的地方不仅仅只有定西，临潭县也是另外一个苦瓜。临潭的贫困既有地理位置的因素，但更大的因素是在历史中留下的“穷根”。明洪武年间，因沐英将军驻守边关而迁移到临潭并落地生根的江淮人，历经明、清和民国三个朝代，不但没有解决贫困问题，因为国家性质和国力衰竭等原因而使贫困的根子更加深沉，及至后世积重难返。除过改革开放40年的红利而外，新中国也有对临潭的亏欠。比如，50年代震惊世界的中国扫盲运动欠临潭人一把“铁扫帚”，不彻底的“扫盲”致使文化教育一度缺失，让文盲和半文盲成为滋生贫困的土壤；比如，关顾陇中干旱地区饮水的“引洮工程”，致使洮河沿岸群众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良田，近两万人因为奉献而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历史都是现实的延续，而现实也在延续历史。精准扶贫以来，当地一届政府的不作为，也是临潭贫困的一个原因。2018年底，临潭县在全省脱贫攻坚工作中位居甘南州倒数第一和全省倒数第二，其原因就是上届政府不作为，把中央的扶贫政策拿不起，拿起了又放不下，导致临潭错过了中国发展的十年黄金期。为此，甘肃省委、甘南州在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时刻，一次性免掉了临潭县委书记、县长和县扶贫办主要负责人等6个人的职务。这一届政府不作为给临潭扶贫生态造成的次生灾害短期之内却难以消除。自明洪武年间延续至今、曾经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万人拔河”就是被这一届政府掐断的。为此，群众怨声载道。一根600年长的绳子被人为地拔断，无疑是抽了“中国拔河之乡”临潭的文化之筋。
由此观之，临潭如果要摆脱贫困，需要在文化本根上进行扶持，而中国作协的扶贫无疑是找对了地方，临潭人也是等来了自己该等的人。所以，我很赞赏中国作协在临潭所坚持的扶贫理念。不进行这种“点穴式”精神扶贫，各方社会力量在临潭援建的那些美丽的江淮风格的新农村，无疑就会成为没有人间烟火的空壳子。
临潭的扶贫亮点，除了文化扶贫，还有异地搬迁。因为异地搬迁扶贫，临潭才有今天遍及全境的美丽乡村。所以，对农民的扶持必须在农村进行，不能把农民连根拔掉，只有如此，扶智扶志的扶贫才能发挥作用。在这一认识上，临潭人是非常理性而富有智慧的，对于需要搬迁脱贫的农民，没有把他们像羊群一样都赶进城里，而是就近搬迁安置，让农民易地而不远离本土。
中国作协尽管也给予了临潭很多的资金扶持，但在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之间，其寄予希望的还是“点穴式”精神扶贫；物质扶贫虽然能解决或满足一些当前急迫的问题和群众的生活需求，但却不是长久之计，而精神扶贫却是化育人心提振精神扶智又扶志的终极关怀。
中国作协对临潭怀有无限的期许。事实表明，临潭不是一潭死水。一个接近许多临潭人梦想的“小临潭”正在崛起，这就是临潭旅游产业龙头冶力关镇，而池沟村也是一颗耀眼的明珠。作家们的爱和希望都在笔下，池沟村的巨大变化和发展前景让人振奋，而美丽的临潭更是令人充满了向往。
池沟村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池沟模式”极具示范意义。在“异地搬迁＋生态文明小康村＋乡村旅游=池沟村”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加法实践过程中，无疑也倾注了中国作协的科学发展观和作家们的文化理想。无需我再来费力描述，走进临潭，在冶力关，在池沟，作家们的发现新奇而又生动，笔下的人文胜景美不胜收。作家们不仅仅是妙笔生花，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心灵的感应。江苏作家杜怀朝在一篇文章中这样理解自己在池沟的所见所思：“在池沟村口，我们看到了诗人吉狄马加的题词‘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对于‘模范’这两个字，我读到了不同寻常的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生态内涵。村口前面就是澄澈清凉的山泉，从大山深处蜿蜒而来，哗哗的水声，似战鼓，似马群，似奔驰的列车，正冲向山外的世界。”作为临潭脱贫攻坚的重要成果，“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这一金字招牌，是国家旅游局2015年评定的全国1065个村庄中的一个，其文化含量大着呢。
美丽的池沟村，已经是一个作家村，堪称中国作家第一村。中国作协的扶贫点当然要有国家意识。在自己的这个扶贫点上，中国作协援建了一个国旗旗坛，地点就在村委会门口，白色大理石砌就的台基和护栏，中间竖立着一根笔直的不锈钢旗杆，给人感觉甚是威仪和庄严。刚刚挂职冶力关镇池沟村第一书记的翟民说，“一般在党员活动日，每月6日，以及举行党员其他会议的时候，我们都要升国旗。”一点不难想象，每次升国旗的时候，扶贫干部们必然也是心旌飘扬精神鼓舞。
新村官翟民很忙，因为是老朋友，回到兰州后，我几次叫他到兰州一聚，他都说，来不了，哪里都不能去。而到了年末，我又问他在池沟村吗，他说，当然在啦，估计很晚才能回北京。
临潭的潭有多深，临潭那根拔河的绳子就有多长，同时那根绳子上就会凝聚多少拔河的人。在池沟村中心一面雪白的外墙上，我也看到了一幅很大的《拔河图》绘画。在这幅具有现代风格的美术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们律动的身影，不难听到作家们嗨嗨的拔河声。
而在脱贫攻坚的文学世界里，每一个作家都是发光体。像高原上的阳光一样，文学的光照时间是很长的。
（本文节选自长篇报告文学《拔河兮》，该书即将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原刊于《文艺报》2020年2月28日
高凯，1963年二月二出生于甘肃合水。现任甘肃省文学院院长、甘肃省作协副主席等职，为政协甘肃省委文史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从事文学创作40年，出版诗集《心灵的乡村》《纸茫茫》《乡愁时代》《小时候》《童年书》等著作十余种，获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单篇佳作奖、首届闻一多诗歌大奖、敦煌文艺奖、甘肃省文艺突出贡献奖及《飞天》《作品》《芳草》《莽原》《大河》等刊物诗歌奖等奖项。出席第十二届《诗刊》青春诗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