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网络在中国的普及化，已经极大地影响了文学的生存方式，引起了人们多方的讨论，但是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人就网络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做过任何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因为文化傲慢所带来的重大失缺。
　　网络技术对传统主流文学 的影响是相当迅猛而全面的，它严重地冲击了传统的以书面媒介为主导的、以“创作－编辑出版－流通发行－阅读”为基本模式的文学生产机制，大大降低了编辑出版对文学发表的控制权和专业批评家对文坛秩序排定的权威性，从而前所未有地使文学分散化、零散化、丘陵化、 泛大众化，使得文学在创作、发表、流通、评价、语言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文学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网络之于少数族 文学的作用也是相同的吗？
　　据笔者近几年对藏族、彝族、维吾尔族等网络上文学的观察，少数族传统的文学生产方式似乎并没有遭到颠覆性的冲击，传统的文学等级模式仍然存在，并被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作者、读者所承认。普遍存在于汉族文学中的传统文学力量与网络文学新生力量相互隔离、甚至相互对立的情况，并没有在少数族网上文学中出现。年轻的少数族写作者，虽然也借助网络来发表自己的文字，但他们大多在自己所属的族裔门户网站上 开辟博客、发表作品和其他文字，挑衅本族已有文学权威的现象几乎不存在，更不要说是拉帮结派，自立网络文学山头，自我吹嘘、党同伐异。即便是网上文学群落，也都能够将新老文学力量集聚起来。 不仅如此，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博主门还会主动地转发与本族文学或文化相关的文章或资料。而特定的族裔门户网站的文学版块的版主门，则往往是已经建立起了文学声誉的作家、批评家。 他们将过去的文学标准、口味、审查发表模式，相当程度地迁移于门户网站的文学版块上，成为所属族群网上文学的代表、标准和规范。而且他们还利用主持网站的便利，有意识地发起（或推动）一些相关的文学或文化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一些方向性的文学、文化热点讨论。这样，传统文学权威和新生文学力量、众多文学读者，就借助于网络，建立起了更为直接、快速的联系。也就是说，传统文学生产、传播的模式梯级关系，并没有被颠覆，而是得以保留，作者、编辑出版、读者、批评之间的传统互动关系还得以延续。
　　与此一致，网络上少数族文学的传统语言写作方式也得以延续。也就是说在少数族网站上，虽然也不难发现一些常见的网络用语，但少数族朋友在进行文学写作时，却仍然如以往那样严肃、认真，传统纸质文学的语言表达模式、思维创作模式、审美标准，都得以遵守。于是就出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当传统文学、传统现代汉语，被汉族网络文学、文化冲击得七零八落、面目大变时，它却在少数族那里得以保持或限度范围内的创新。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网络文学，基本只是中国当下汉族文化领域内的现象，而在少数族那里，只有“网上文学”还没有“网络文学”。网络给少数族文学带来的不是危机，而是进一步生存发展的契机。因为在传统的文学生产流通方式中，写作、出版、阅读、评价之间的联系，往往会受到时空分割阻挠，这种阻挠对少数族文学来说尤其严重。而网络技术所提供的即时化、同一空间化的条件，就空前地拉近了少数族文学生产中各元素（创作、编辑、发表、流通、阅读、批评等）之间的距离，为他们之间的有机互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虽然网络的到来并没有给少数族文学带来重大的变化，但少数族网上文学，并不只是传统文学运作方式向网络简单的搬移。网上的文学运行环境，毕竟与传统的期刊、书籍是大不相同的。网络将原来分割存在的各种文学、文化资源及要素同时并置所带来的文学文体界限的冲破和文学生产的论坛化，也同样影响到了少数族文学。不过这在网络文学那里，主要表现的是对传统写作方式、语言规范的颠覆，而在一些少数族网上文学那里，却主要表现为前所未有的“民族问题”话题的广泛社会参与的激烈讨论。本文第三部分将会说明这一点。

　　
二

　　为什么同一的网络技术条件，对于汉族文学和少数族文学的作用却不相同呢？是因为少数族封闭、保守，不懂得充分利用高科技吗？这种推测显然既自大又愚蠢，汉族并不比少数族朋友多长一个脑袋。那么是不是因为少数族比汉族更为朴实、更富信仰性，因此，他们就不大会像汉族那样热衷于无聊的垃圾文字的制造，因此也不会因发表的高度便利，而造成文学形态的变异？这种看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熟悉八十年代以来少数族文学的人都知道，少数族作家是不喜欢拉帮结派、起哄炒作的，他们往往是在分散的状态下进行写作，即便是流派性的写作，也表现为志趣投合的自然集结，一般也不会打出什么社团、流派的旗帜，大肆挥舞。 因此似乎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有信仰的沉稳的“民族品格”延移到了网上，所以形成了不同于汉族网络文学的少数族网上文学。这种道德性的解释其实是表面化的，仍然没有揭示真正的原因。虽然不能否认，各不同族群的人，具有程度不同的族性文化差异，但就个体来说，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多天生的、源自特殊族性的道德品性差异。“新时期”以来的少数族文学，之所以显得比汉族文学更加沉稳、严肃认真，不是因为道德族性因素，而是因为少数族与汉族文化位置的差异，是少数族在中国话语场域中所处的的边缘文化位置使然。
　　众所周知，汉族主流“新时期”文学的主导走向一直是反叛性、个体化的，这在八十年代中期前主要表现为对“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集权专制文化的反叛，这之后文学反叛和解放的诉求，更多地转向文学内部新生力量对已有权威的挑战。尤其是“八九”之后，由于体制的控制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大众化、个体性消费文化发展的机遇，革命性的文学反叛，就在很大程度上转变、萎缩为文学圈子内部的代际口水之争，而社会生活多样化的可能与整体价值准则的失落，也使得青年反叛文化失去了方向，自娱性、消费性、犬儒性的青春骚动，成为青年文化的主导；加之汉族人口的众多，潜在的文学创作力量的储备远非传统的文学运行机制所能消化，因此，网络的出现就为这种规模存在的时尚性青春骚动，提供了一个自由发泄、无限广阔的技术平台，并迅速将早已失去了主导能力的传统文学，冲击得七零八落，由此带来了文化生存方式的巨变，促成了网络文学的产生。
　　但是尽管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也为少数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促成了少数族文学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其边缘性的文化生存状况，却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因此，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的返还本族群文化、重建新型“民族意识”的文化冲动，就一直坚持在少数族文学创作中，成为主导性的精神指向。而到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后殖民主义理论日渐走红中国大陆，这一边缘反抗中心、少数族文化反抗主流文化霸权的理论，又为日益高涨的文化族群意识提供了新的理论刺激。少数族文学中的族性意识，也由当初特定的族性文化的追寻、表现，向更为明确、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过渡。 这种性质的文学创作倾向，不仅反映了近三十年来“民族意识”在少数族那里日渐高涨的现实，同时也是特定的“民族认同”的建构，这都大大强化了少数族个体的“民族认同”感；这既是一种结果，也更是众多少数族作家写作的使命性追求。因此，带着这样强烈同质性的“民族认同感”进入网络世界的少数族文学写作，自然就不会出现汉族文学写作的崩散化的情况；网络技术的普及化、大众化带给少数族文化、文学的，也恰是可以更加方便、自由、快捷地表达他们的族裔情感和欲求的契机，而非颠覆已有本族文学权威或文化传统的机遇。

　　
三

　　
　　民族文化、民族意识从来都不是纯粹的与他人、他群体无碍的自我的东西、观赏性的文化存在。因此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众多少数族群的特定民族意识的强化与高涨，本身就是转型期中国社会多元化、分散化、散裂化演进的表现与构成。从总体上来说，这绝对不是众多少数族作家有意借文学创作之名形民族独立、脱离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实，而是对过去长期存在的极左的“民族政策”的校正，对汉族主流强势文化抑制的合法的质疑与挑战。但是尽管如此，这种挑战，毕竟包含着对中华民族认同、国家一体性的冲击。这类冲击虽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但网络却使得它们更加公开化、普遍化、强烈化了。发生在藏族作家唯色女士身上的诸多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唯色女士是九十年代获得声誉的著名诗人。到九十年代中期前后，唯色写作的民族意识的表达，就越发强化。她不仅写下了《十二月》这类隐含着极大愤怒的诗篇，而且还以网上签名的方式，发起反对张健横渡错木纳湖（青海湖）（应该为：纳木错湖，即西藏的天湖——编者按）、韩红飞降布达拉宫的演出计划（此事件应该为藏人文化网组织——编者按）。后来她因创作《西藏笔记》受到西藏作协的处分。由于为避免影响的扩大，处理得很低调，但是由于网络，相关消息不仅被透露了出来，而且王力雄先生针对此事而写成的抗议性文字《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也在网上广为传播。结果想封杀唯色的作法，却带来她更大的影响，在相当多的藏人的心目中，唯色似乎成了“民族英雄”。 如果没有网络，这些事很可能只会限于少数的人知道，其影响恐怕连西藏文学的圈子都不会广泛波及。当然，抑制带来反弹、强化的事情在传统媒介时代也屡见不鲜，但那大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酵变，可在网络时代，抑制与反弹却在几乎在同时间完成。这说明，在网络时代的今天，还想通过传统舆论控制的方式来强制、愚昧性地统一意识，是行不通了。因此毫不奇怪，原来很难在公开场合见到的有关民族话题的强烈的议论，现在只要在网上搜索一下，立刻就会大量涌入眼帘。（尽管相关的言论，在网上也是受到控制的）中华民族的认同、国家一体性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但挑战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网络技术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契机。任何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认同感，都需要所涉国家、民族中的大多数人的共同指认，而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多族群的现代社会，国家的民族认同感，不可能通过主流族群中的主流意识的强制性接受而达成，而是需要所涉各族群的公民，通过包含着文化冲突性的对话而达成，而这就需要有效的公共空间使得族群对话得以展开。这在高度国家垄断的传统文化时空中，是难以展开的。而网络的普及，则提供了这种对话展开的相对自由的平台，为多民族共同知识－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创造了契机。
　　所谓“知识－情感共同体” 一词改借自孙歌女士的“知识共同体”的概念。她针对中日之间所存在的强烈的相互误解、隔膜甚至仇视的状况，提出了在中日间通过知识分子的坦诚、理性的对话来建构“知识共同体”，达致到共同立场的拥有。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概念的移借是不恰当的，因为中日是两个曾经有过多次战争历史的国家，而中华各族群则是一国之内的不同族群，两者的性质怎能相提并论。不错，的确不能简单类比。但是如果真正关心、并有着切实的不同族群交往经验的人都知道，中华各族群之间，并不像宣传标语所说的那般和谐、亲如兄弟，广大不同族群的民众间的了解、交往，实际相当有限，相互无知、错知的情况也相当严重，尤其是一些比较大的少数族群与汉族之间在情感上的不谐和程度，本身就比较强，随着转型期中国文化多元化的加深和少数族族群意识不断的高涨，彼此间的情感距离更进一步拉大。所以，迫切需要加强各不同族群间的深层交流，以便在他们之间建构起共同的知识－情感认同。就我自己的观察和实践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网络上已经出现了中华各族群间进行坦诚民间对话的良性空间雏形。这需要读者自己去浏览相关网站，才能真正感受，这里我只能举一两个例子稍加说明。
　　首先我们看网上大量存在的有关族性问题的讨论或争论，虽然不乏过激的言辞，但却很少是一边倒的声音，而多是不同观点的交锋。例如2004年关于满清入关360周年“清文化节”的讨论、电视剧《施郞大将军》的争辩、关于是否应该设置“国服”的网络讨论等都是如此。而我自己感触最深的则是关于唯色事件争鸣的参与。首先我由网络得知了唯色被处理的消息，并且阅读了许多相关的网上文字，然后撰写了《被绑架的“民族”英雄》兼与王力雄先生商榷。我又通过网络与唯色女士得到了联系并在第一时间将文章传给了她，她很快写出回应文字，我又撰文回应。三篇文章不仅很快发表在香港《作家》杂志2005年12月号和2006年1月号上，而且也被多家网站转贴。这样，至少我想通过理性、坦诚的讨论，来促进各族群之间了解的用心，在某种程度上就得以落实。
　　其实这不仅是个别人的零星努力，而且也是某些网站的有意而为，“维吾尔在线”论坛，就是一例。在这个论坛参与发帖讨论的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维吾尔族、汉族、藏族、哈萨克、回族、朝鲜族等等；所涉及的论题涵盖面相当广，文化、政治、习俗、经济、文学等一应俱全；其视野所向，既立足于新疆本土，又放眼中国乃至世界。文章或发言，大都坦诚、直率、甚至激烈，但又相当理性，大都具有增进了解，促进不同族群之间团结的用心，网站的氛围非常好。这与网站主持者所秉持的观点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斥责政府的过失，批判国家的弊端，揭露民族的弱点，但在发表的言语里请尊重自己的民族和祖国，这是最起码的”。 正是本着这样的方针，他们一方面充分尊重网络发言的自由性，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删除非理性、破坏民族团结的帖子，屏蔽一再发表这类言词者的帐户。而由著名藏族青年诗人旺秀才丹、才旺瑙乳所主持的藏人文化网，虽然比维吾尔在线更嘈杂、激烈，但其讨论的主题也更丰富多彩。
　　当然，现有多族群的网络空间的交流，之于中华民族知识－情感的共同体建构而言，还只是处于不自觉的萌芽期，而且严格地说，可能的未来走向并不一定归结为“知识－情感的共同体的形成。这一目标的达成，是一项艰难的的工作，而其中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可能不是“民族情绪”，而在于汉族文学、文化知识精英们的严重缺席，致使许多少数族朋友面对汉族、国家的发言，得不到及时、应有的回应。因此本文也可以看成是为同行们传递一些信息，呼吁他们积极地了解、关心并加入进来。如果他们不仅能够积极加入，而且如果汉族知识分子所主办的一些学术网站（如“学术中国”、“公法评论”等）能与少数族的网站、社区，发生常规互动的话，那么现在不自觉、萌芽状态的知识交流，或许就会形成为自觉的、有广泛参与度的、高水平的知识－情感共同体建构的运动。

　　

网贴按语：
　　此文完稿于2007年8月，刊发于《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2期。因为是应朋友约稿而提前动笔的，所以当时准备得还是有些仓促，加之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负面作用，行文时也回避了一些更为尖锐的网络现象，相对强调了正面的对话性的建设性意义。但是今年3月中旬以来西藏事态的出现与发展，突出了国内民族问题的严重性。看到网上几乎是一片倒的维护统一和民族团结、声讨分裂分子的行径与西方媒体的无耻的声音，担忧不由得加深。如果不能够更多地关注少数族群的异质性的声音，仅仅停留或满族于“政治正确”的声讨、自说自话，恐怕不同族群之间的误解、裂痕，只会加深，给分裂分子留下更多的可乘之机。鉴于此，虽然本文还有不少可以改动之处，但现在按原稿贴出，以达提醒之效。

　　姚新勇
　　2008-4-7

　　又及：今晚偶然得知长平先生发表了相关文章，并引来多方争论，连带“天涯”等网站也遭到批判。故此特将此文上帖“天涯”。2008-4-9

　　

　　
二

　　为什么同一的网络技术条件，对于汉族文学和少数族文学的作用却不相同呢？是因为少数族封闭、保守，不懂得充分利用高科技吗？这种推测显然既自大又愚蠢，汉族并不比少数族朋友多长一个脑袋。那么是不是因为少数族比汉族更为朴实、更富信仰性，因此，他们就不大会像汉族那样热衷于无聊的垃圾文字的制造，因此也不会因发表的高度便利，而造成文学形态的变异？这种看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熟悉八十年代以来少数族文学的人都知道，少数族作家是不喜欢拉帮结派、起哄炒作的，他们往往是在分散的状态下进行写作，即便是流派性的写作，也表现为志趣投合的自然集结，一般也不会打出什么社团、流派的旗帜，大肆挥舞。 因此似乎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有信仰的沉稳的“民族品格”延移到了网上，所以形成了不同于汉族网络文学的少数族网上文学。这种道德性的解释其实是表面化的，仍然没有揭示真正的原因。虽然不能否认，各不同族群的人，具有程度不同的族性文化差异，但就个体来说，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多天生的、源自特殊族性的道德品性差异。“新时期”以来的少数族文学，之所以显得比汉族文学更加沉稳、严肃认真，不是因为道德族性因素，而是因为少数族与汉族文化位置的差异，是少数族在中国话语场域中所处的的边缘文化位置使然。
　　众所周知，汉族主流“新时期”文学的主导走向一直是反叛性、个体化的，这在八十年代中期前主要表现为对“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集权专制文化的反叛，这之后文学反叛和解放的诉求，更多地转向文学内部新生力量对已有权威的挑战。尤其是“八九”之后，由于体制的控制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大众化、个体性消费文化发展的机遇，革命性的文学反叛，就在很大程度上转变、萎缩为文学圈子内部的代际口水之争，而社会生活多样化的可能与整体价值准则的失落，也使得青年反叛文化失去了方向，自娱性、消费性、犬儒性的青春骚动，成为青年文化的主导；加之汉族人口的众多，潜在的文学创作力量的储备远非传统的文学运行机制所能消化，因此，网络的出现就为这种规模存在的时尚性青春骚动，提供了一个自由发泄、无限广阔的技术平台，并迅速将早已失去了主导能力的传统文学，冲击得七零八落，由此带来了文化生存方式的巨变，促成了网络文学的产生。
　　但是尽管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也为少数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促成了少数族文学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其边缘性的文化生存状况，却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因此，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的返还本族群文化、重建新型“民族意识”的文化冲动，就一直坚持在少数族文学创作中，成为主导性的精神指向。而到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后殖民主义理论日渐走红中国大陆，这一边缘反抗中心、少数族文化反抗主流文化霸权的理论，又为日益高涨的文化族群意识提供了新的理论刺激。少数族文学中的族性意识，也由当初特定的族性文化的追寻、表现，向更为明确、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过渡。 这种性质的文学创作倾向，不仅反映了近三十年来“民族意识”在少数族那里日渐高涨的现实，同时也是特定的“民族认同”的建构，这都大大强化了少数族个体的“民族认同”感；这既是一种结果，也更是众多少数族作家写作的使命性追求。因此，带着这样强烈同质性的“民族认同感”进入网络世界的少数族文学写作，自然就不会出现汉族文学写作的崩散化的情况；网络技术的普及化、大众化带给少数族文化、文学的，也恰是可以更加方便、自由、快捷地表达他们的族裔情感和欲求的契机，而非颠覆已有本族文学权威或文化传统的机遇。

　　
三

　　
　　民族文化、民族意识从来都不是纯粹的与他人、他群体无碍的自我的东西、观赏性的文化存在。因此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众多少数族群的特定民族意识的强化与高涨，本身就是转型期中国社会多元化、分散化、散裂化演进的表现与构成。从总体上来说，这绝对不是众多少数族作家有意借文学创作之名形民族独立、脱离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实，而是对过去长期存在的极左的“民族政策”的校正，对汉族主流强势文化抑制的合法的质疑与挑战。但是尽管如此，这种挑战，毕竟包含着对中华民族认同、国家一体性的冲击。这类冲击虽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但网络却使得它们更加公开化、普遍化、强烈化了。发生在藏族作家唯色女士身上的诸多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唯色女士是九十年代获得声誉的著名诗人。到九十年代中期前后，唯色写作的民族意识的表达，就越发强化。她不仅写下了《十二月》这类隐含着极大愤怒的诗篇，而且还以网上签名的方式，发起反对张健横渡错木纳湖（青海湖）（应该为：纳木错湖，即西藏的天湖——编者按）、韩红飞降布达拉宫的演出计划（此事件应该为藏人文化网组织——编者按）。后来她因创作《西藏笔记》受到西藏作协的处分。由于为避免影响的扩大，处理得很低调，但是由于网络，相关消息不仅被透露了出来，而且王力雄先生针对此事而写成的抗议性文字《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也在网上广为传播。结果想封杀唯色的作法，却带来她更大的影响，在相当多的藏人的心目中，唯色似乎成了“民族英雄”。 如果没有网络，这些事很可能只会限于少数的人知道，其影响恐怕连西藏文学的圈子都不会广泛波及。当然，抑制带来反弹、强化的事情在传统媒介时代也屡见不鲜，但那大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酵变，可在网络时代，抑制与反弹却在几乎在同时间完成。这说明，在网络时代的今天，还想通过传统舆论控制的方式来强制、愚昧性地统一意识，是行不通了。因此毫不奇怪，原来很难在公开场合见到的有关民族话题的强烈的议论，现在只要在网上搜索一下，立刻就会大量涌入眼帘。（尽管相关的言论，在网上也是受到控制的）中华民族的认同、国家一体性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但挑战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网络技术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契机。任何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认同感，都需要所涉国家、民族中的大多数人的共同指认，而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多族群的现代社会，国家的民族认同感，不可能通过主流族群中的主流意识的强制性接受而达成，而是需要所涉各族群的公民，通过包含着文化冲突性的对话而达成，而这就需要有效的公共空间使得族群对话得以展开。这在高度国家垄断的传统文化时空中，是难以展开的。而网络的普及，则提供了这种对话展开的相对自由的平台，为多民族共同知识－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创造了契机。
　　所谓“知识－情感共同体” 一词改借自孙歌女士的“知识共同体”的概念。她针对中日之间所存在的强烈的相互误解、隔膜甚至仇视的状况，提出了在中日间通过知识分子的坦诚、理性的对话来建构“知识共同体”，达致到共同立场的拥有。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概念的移借是不恰当的，因为中日是两个曾经有过多次战争历史的国家，而中华各族群则是一国之内的不同族群，两者的性质怎能相提并论。不错，的确不能简单类比。但是如果真正关心、并有着切实的不同族群交往经验的人都知道，中华各族群之间，并不像宣传标语所说的那般和谐、亲如兄弟，广大不同族群的民众间的了解、交往，实际相当有限，相互无知、错知的情况也相当严重，尤其是一些比较大的少数族群与汉族之间在情感上的不谐和程度，本身就比较强，随着转型期中国文化多元化的加深和少数族族群意识不断的高涨，彼此间的情感距离更进一步拉大。所以，迫切需要加强各不同族群间的深层交流，以便在他们之间建构起共同的知识－情感认同。就我自己的观察和实践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网络上已经出现了中华各族群间进行坦诚民间对话的良性空间雏形。这需要读者自己去浏览相关网站，才能真正感受，这里我只能举一两个例子稍加说明。
　　首先我们看网上大量存在的有关族性问题的讨论或争论，虽然不乏过激的言辞，但却很少是一边倒的声音，而多是不同观点的交锋。例如2004年关于满清入关360周年“清文化节”的讨论、电视剧《施郞大将军》的争辩、关于是否应该设置“国服”的网络讨论等都是如此。而我自己感触最深的则是关于唯色事件争鸣的参与。首先我由网络得知了唯色被处理的消息，并且阅读了许多相关的网上文字，然后撰写了《被绑架的“民族”英雄》兼与王力雄先生商榷。我又通过网络与唯色女士得到了联系并在第一时间将文章传给了她，她很快写出回应文字，我又撰文回应。三篇文章不仅很快发表在香港《作家》杂志2005年12月号和2006年1月号上，而且也被多家网站转贴。这样，至少我想通过理性、坦诚的讨论，来促进各族群之间了解的用心，在某种程度上就得以落实。
　　其实这不仅是个别人的零星努力，而且也是某些网站的有意而为，“维吾尔在线”论坛，就是一例。在这个论坛参与发帖讨论的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维吾尔族、汉族、藏族、哈萨克、回族、朝鲜族等等；所涉及的论题涵盖面相当广，文化、政治、习俗、经济、文学等一应俱全；其视野所向，既立足于新疆本土，又放眼中国乃至世界。文章或发言，大都坦诚、直率、甚至激烈，但又相当理性，大都具有增进了解，促进不同族群之间团结的用心，网站的氛围非常好。这与网站主持者所秉持的观点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斥责政府的过失，批判国家的弊端，揭露民族的弱点，但在发表的言语里请尊重自己的民族和祖国，这是最起码的”。 正是本着这样的方针，他们一方面充分尊重网络发言的自由性，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删除非理性、破坏民族团结的帖子，屏蔽一再发表这类言词者的帐户。而由著名藏族青年诗人旺秀才丹、才旺瑙乳所主持的藏人文化网，虽然比维吾尔在线更嘈杂、激烈，但其讨论的主题也更丰富多彩。
　　当然，现有多族群的网络空间的交流，之于中华民族知识－情感的共同体建构而言，还只是处于不自觉的萌芽期，而且严格地说，可能的未来走向并不一定归结为“知识－情感的共同体的形成。这一目标的达成，是一项艰难的的工作，而其中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可能不是“民族情绪”，而在于汉族文学、文化知识精英们的严重缺席，致使许多少数族朋友面对汉族、国家的发言，得不到及时、应有的回应。因此本文也可以看成是为同行们传递一些信息，呼吁他们积极地了解、关心并加入进来。如果他们不仅能够积极加入，而且如果汉族知识分子所主办的一些学术网站（如“学术中国”、“公法评论”等）能与少数族的网站、社区，发生常规互动的话，那么现在不自觉、萌芽状态的知识交流，或许就会形成为自觉的、有广泛参与度的、高水平的知识－情感共同体建构的运动。

　　

网贴按语：
　　此文完稿于2007年8月，刊发于《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2期。因为是应朋友约稿而提前动笔的，所以当时准备得还是有些仓促，加之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负面作用，行文时也回避了一些更为尖锐的网络现象，相对强调了正面的对话性的建设性意义。但是今年3月中旬以来西藏事态的出现与发展，突出了国内民族问题的严重性。看到网上几乎是一片倒的维护统一和民族团结、声讨分裂分子的行径与西方媒体的无耻的声音，担忧不由得加深。如果不能够更多地关注少数族群的异质性的声音，仅仅停留或满族于“政治正确”的声讨、自说自话，恐怕不同族群之间的误解、裂痕，只会加深，给分裂分子留下更多的可乘之机。鉴于此，虽然本文还有不少可以改动之处，但现在按原稿贴出，以达提醒之效。

　　姚新勇
　　2008-4-7

　　又及：今晚偶然得知长平先生发表了相关文章，并引来多方争论，连带“天涯”等网站也遭到批判。故此特将此文上帖“天涯”。200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