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中国成立66周年的金秋回望历史，满目壮丽辉煌，令人感慨万端——这是极不平凡的伟大历程。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而言，这是大发展、大变化、大创新、大繁荣的66年，群星荟萃，精彩纷呈，意蕴悠长。对少数民族文学走过的历程及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十分必要，却并非易事。这需要勇气和激情，更需冷静。本文力图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辉煌中找出内在的要点和规律，归纳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作出的贡献，抛砖引玉，以期引出更多专家学者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出更深入更科学的认识与评价。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少数民族产生过优秀的作家文学（包括母语作家文学和汉语作家文学），有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彩。但在众多的少数民族中，仅有十几个有作家文学，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尽管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家文学却是一片空白。藏、蒙古、维吾尔、朝鲜、纳西、彝、哈萨克等民族的母语文学创作颇为久远，但是受到语言的局限，只能在本民族内部流传。而少数民族的汉语创作，自古就基本上融入了汉文学的主流之中，这些作者大多具有汉族士大夫的学识和思想情怀，如元、明、清等朝代，回、蒙古、满、白、土家、壮等民族的许多文人就使用汉语写作。
我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文学也自然为多民族的文学，多民族性是中国文学的特点之一。但由于汉民族的文学传统悠久、成就斐然，因此中国文学发展史呈现出汉文学呈中心、少数民族文学呈边缘化的特点。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欢呼声中诞生了。新中国的成立给少数民族文学带来了发展机遇。少数民族文学开始走上了新的历史征程。66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17年、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后期至今。
一、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
新中国为少数民族的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为少数民族各项事业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
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没有一席之地。中国文学就等于汉族文学。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翻身了，在经济上解放了，在文化教育上迈出新的步伐，但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在诸多方面，包括文学创作依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20世纪50年代，老舍先生曾提出，少数民族文学要赶上汉族文学，解决“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展的当务之急。
当时，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相比，存在五个问题：一是作家少，二是民族少，三是作品少，四是阵地少，五是多个民族存在培养本民族第一代作家的任务。无论是母语创作还是汉语创作莫不如此。
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作家人数少，没有组织，没有形成作家群体的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实现了民族的真正平等，全国各地还开展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活动，同时一批有文化的少数民族青年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协及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民委、文化机构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少数民族作家都是在新中国的文学阳光沐浴下成长起来的。
茅盾先生在1949年《人民文学》第1期的《发刊词》中说：“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的多方面的发展。”1953年9月，这一号召被写进中国作家协会章程。1956年6月，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老舍先生又具体提出了“开展各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八条措施。“中国作家协会各分会应吸收兄弟民族有成绩的作家作为会员。以会员为中心，兄弟民族的作家们应有经常联系、定期学习的组织。”
为此，“中国作家协会成立民族文学委员会”，还要“选取兄弟民族青年作家到文学讲习所学习”，同时，还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多出版民族作家的作品，各级刊物“应多发表兄弟民族作家的作品”。这些有力的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形成，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开始从自然走向了自觉。
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最有意义的首先是为其“正名”。新中国成立之初先是提出“兄弟民族文学”的概念，后又出现“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有几年，两个概念同时存在。一直到1960年，老舍先生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正式定名“少数民族文学”。实现了从感性认知的“兄弟民族文学”到理性认知的“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转变，为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地位提出了科学概念，明确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关系。
“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确定，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但使我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人民和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汉语创作和母语创作）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文学确定了与主流文学（汉族文学）的平等地位。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文学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把少数民族文学纳入了少数民族的整体发展事业之中。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工作和任务，不再仅仅是文学上的事，还包含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之中。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不仅仅是少数民族作家个人的事情，还关系到每个少数民族的整体发展，关系到我国民族政策的全面落实，关系到我国多元文学的繁荣。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里，少数民族文学开始展翅飞翔。一些民族的文学，顺利从民间文学过渡到了作家文学。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开始崛起，一些民族出现了以民间文学为基础的代表性诗人，如壮族韦其麟，傣族康朗英、康朗甩，仫佬族包玉堂，纳西族牛相奎等。一些作家文学历史较悠久的民族文学获得了新的机遇，满族作家老舍、舒群，回族作家穆青，彝族作家李乔，壮族作家陆地等老一代作家焕发创作生机。蒙古、壮、彝、赫哲、回、满、维吾尔、藏、朝鲜、土家、白、仫佬、苗、侗、布依、哈萨克等民族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家。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敖德斯尔的小说《阿力玛斯之歌》，哈萨克族郝斯力汗的小说《起点》《牧村纪事》，彝族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朝鲜族李根全的长篇小说《老虎崖》，白族杨苏的小说集《没有织完的筒裙》，赫哲族乌·白辛的电影剧本《冰山上的来客》，苗族伍略的《野渡无人》，彝族苏晓星的小说集《彝山春好》等，以及藏族擦珠·阿旺洛桑，蒙古族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维吾尔族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朝鲜族任晓远，壮族莎红、仫佬族色玉堂、白族晓雪等各族诗人都创作了激动人心的诗作。
这些优秀作品有一个共同的时代特征，就是在激荡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对新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同时，也表现了少数民族作家为新社会而讴歌的兴奋心情。这些优秀作品的诞生说明，新旧社会的对比，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作协等组织的培育，激发了各民族作家的创作热情，他们用手中的笔描绘了自己的民族在社会变革中的壮丽画卷。少数民族文学自觉地发展起来了。
新中国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铺开了康庄大道。少数民族作家已不用像五四运动以后的老舍、沈从文、特·穆特里夫、舒群、李乔、白平阶等人“单兵作战”，而是开始以一个作家群体登上了中国文坛。以蒙古族小说家为例，李凖、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嘎胡、安柯钦夫、朋斯克等，形成了一个“集团军”，他们在文学的洪流中搏浪前行，煞是壮观，令中国文学界刮目相看。这对我国文学发展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少数民族文学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了中国文学舞台，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只是在万里长征路上走出了第一步，尽管这是一大步。少数民族文学还存在许多弱点和不足。诗歌创作在继承民族传统上颇有起色，小说创作在人物、情节、艺术手法上具有民族化特点，但在指导思想、创作方法等方面基本上纳入了中国主流文学的创作模式和途径，不少作品都有汉文学的创作模式的烙印。此外，小说、诗歌数量较大，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较弱；女作家凤毛麟角；有书面文学的民族也不多，仅十几个；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基本上还是空白。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迈入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开始了新的历史发展进程。
2、认识十七年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不能囿于文学领域，而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整体出发去分析和认识。
3、“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对我国除了主体文学之外的55个民族文学的科学定义，明确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为少数民族文学的长足发展开辟了道路。
4、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正像冯牧同志在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报告中所说的，对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多高的评价也不为过。
5、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作家第一次以群体形式登上了中国文坛。
6、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就没有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繁荣的局面。
二、改革开放——90年代中后期
改革开放之后，少数民族文学再次获得新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政治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不但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开创了新纪元，也为中国文学的大解放、大兴旺、大变化、大繁荣开辟了康庄大道。少数民族文学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踏上了新的征程。
1979年6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术团体“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诞生；同年秋天，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也于1979年宣告成立。1980年夏天，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京召开，全国30多个少数民族的100多位作家、评论家参加了会议，并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
1981年，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学月刊《民族文学》创刊，极大地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同年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委共同举办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评奖，共有38个民族140篇（首）作品（包括长、中、短篇小说，长诗、短诗、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等）获奖；不久，鲁迅文学院招收少数民族作家班；各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编写开始启动。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创刊，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省区级、地市级、县旗级诸多刊物，也为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了发表园地，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个庞大的文学网络。各省区社科院也陆续建立相应机构，形成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系统。中央民族大学、地方民族院校及民族地区其他相关高校构成另一个研究系统；这两个系统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众多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所有这些活动、机构、出版社、杂志社等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少数民族文学变成了一个开满鲜花的大花园。
以上列举的这一系列大事，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新的里程碑。特别是“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次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期间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经验和成就，清算了“文革”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摧残，制订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宏伟蓝图。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意识的回归和增强，成为少数民族文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点。纵观世界文学的发展，如拉美文学、非洲文学，一些国家的少数民族文学（如美国的黑人文学、犹太文学）民族意识的回归和增强都成为这些国家民族文学兴旺的推动力。同样，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这一阶段，民族意识的回归和增强，成为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动力之一，催促他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学习、认识、理解，并将其融入创作中。有的少数民族作家甚至把创作当成一种民族责任。
例如，土家族文学的兴起就和一批土家族作家民族意识的回归、加强密不可分。土家族是汉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之一，自古就和中原文化息息相通。明、清两代，一些土家文人就使用汉语创作诗文，内容和形式都与汉族文学差不多。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土家族作家认真学习、认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思索本民族人民的现实生活和前途。民族意识撞击着他们的心灵，催促他们创作出一批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反映民族历史命运和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孙健忠的《醉乡》《死街》、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蔡测海的《远处的伐木声》《母船》、田瑛的《龙脉》、叶梅的《撒忧的龙船河》等小说，都涌动着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对民族文化的颂扬，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及对民族前途的希冀。他们成为民族觉醒和民族复兴的先行者。那扣人心弦的生动描述和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土家族人物形象，震撼了读者，也震撼了文坛，使默默无闻的土家族文学跃然而起。
其他少数民族的大多数作家也都经历了上述土家族作家的心路历程，有些年轻作家就是燃烧着民族的心火走上创作之路的，如佤族董秀英、白族景宜、哈萨克族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瑶族蓝怀昌、景颇族岳丁、满族庞天舒、蒙古族白雪林、土族鲍义志、苗族石定、布依族罗吉万、维吾尔族默罕默得·巴格拉西等，莫不如此。
因生活环境和所处的文化氛围之故，有些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比较淡薄，甚至缺失了民族认同感。但是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崛起，唤起了沉睡的民族意识，他们找回了自己的民族属性。他们虔诚地认祖归宗，真诚地寻根溯源，带着满腔的热忱和敬意，创作了表现本民族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感人作品，如满族朱春雨、边玲玲，回族木斧，壮族孙步康，苗族贺晓彤等，都有令人感动的民族意识回归的经历。
我国的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承。改革开放的劲风吹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地山川，吹进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田。少数民族人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都在这股劲风的吹拂中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也都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和速度变化着，新的事物、新的人物不断出现，新的矛盾、新的冲突也随之而来。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崭新的时代进程，成为少数民族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少数民族生活的广袤大地成为作家得天独厚的创作沃土。许多中老年作家焕发了创作青春，佳作连篇。
特别是一大批文学新人脱颖而出，有的以斐然的成绩走进了中国一流作家的行列，如张承志、益希单增、叶广芩、乌热尔图、蔡测海、扎西达娃、阿来、吉狄马加等。他们为少数民族作家队伍输入了新鲜血液，将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推上了新的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少数民族文学虽然有空前的发展，但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女作家却给人一种“缺席”的感觉。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文学创作的颜一烟（满族）、柯岩（满族）、赵银棠（纳西族）、李纳（彝族）等几位，没有见到其他女作家的身影。
改革开放之后，少数民族地区文教事业得到重视，有了长足的发展。思想观念的变化唤醒了少数民族女性，特别是居住在边远山区的女性的心性。女性作家进入文学写作领域的各种障碍一一被破除，一些受过教育、关注生活、憧憬未来、热爱文学的年轻女性，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女性文学创作队伍迅速崛起，如回族马瑞芳、霍达、白山、梁琴、陈玉霞，满族叶广芩、赵玫、庞天舒、娜夜、钟晶晶，土家族叶梅、冉冉，白族景宜，佤族董秀英，壮族岑献青，蒙古族萨仁托娅、包丽英，藏族梅卓、央珍，朝鲜族李惠善、许连顺，维吾尔族哈丽黛·伊斯拉依勒，哈萨克族哈依霞·塔巴热克、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柯尔克孜族萨黛特，达斡尔族张华、萨娜、阿凤、苏华，景颇族玛波，傈僳族司仙华，傣族方云琴，哈尼族黄雁，彝族黄玲、禄琴、李云华，拉祜族娜朵，佤族袁智中等。她们从女性立场出发，表现女性独特的思想情感，但是又不拘泥于小我形象，而是心怀社会，情系民族，以女性的敏锐视角和细腻感受反映社会人生，充实和丰富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文化色彩、情感内涵和艺术形式，自豪地加入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大合唱。
女作家的成长和走上少数民族文学舞台，舒袖起舞，是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一个耀眼的亮点，一道美丽的风景。
在少数民族老、中、青作家齐头并进时，作家的主体意识也开始个性化，创作观念也随着思想解放而不断更新。主要表现为：对生活的认识和揭示打破了思想束缚。他们的眼界更开阔了，力求对历史和现实作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观察思考，着力表现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和独特面貌，使少数民族文学真正获得了自立地位和自足发展的根本保证。这就使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题材更加广泛，主题更加多样，风格更加鲜明。少数民族文学把全国各族读者带进了新鲜的历史文化长廊和独特的现实世界，以及多彩的艺术境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少数民族作家思想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对新的艺术方法的迫切追求。国内外一些新的文学潮流、创作方法、表现形式、语言使用，对少数民族作家的艺术追求起到了催化作用。
过去，由于历史的、现实的、自身的等诸多原因，一些少数民族在艺术天地里受到了有形的和无形的局限和束缚，单向的艺术思考、随大流的创作模式、狭隘的借鉴领域，以及文化素质、理论修养的不足，造成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缺乏开阔的视野和艺术探索的勇气。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使少数民族作家走进了多元化的艺术世界。新的创作方法、新的表现方法、新的结构形式、新的艺术技巧、新的语言表达……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中。
比如，张承志对艾特玛托夫叙事风格的借鉴，扎西达娃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方法的运用，吉狄马加从欧美诗歌中汲取表现手法，陈村受现代派小说的影响而“颠覆”传统的语言叙述模式，南永前“图腾诗”的新创作思路，乌热尔图、郭雪波把萨满文化融入小说创作……不仅对少数民族文学，而且对整个中国文学都产生了助推之效。
少数民族文学在展翅飞翔中又激励了作家的勇气和自信。改革开放初期，有一种少数民族作家受照顾的论调，而这种勇气和自信就是对这种论调的一种回应。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曾说，“我们不需要照顾，我们只要求平等。”回族张承志也说过，“我们的才华和能力难道还需要照顾吗？”自信、自立、自强，成为这一时期少数民族作家的共同心声，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内在力量。
在这一时期，还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许多人口较少民族都有了自己的第一代作家，这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其意义超越了文学范畴。标志着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书面文学，而且有些作家写出了质量较高的作品。
仅从第一届至第四届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就有撒拉、普米、珞巴、锡伯、达斡尔、阿昌、景颇、门巴、赫哲、鄂温克、高山、德昂、保安、土、裕固、怒、毛南、柯尔克孜、塔吉克、俄罗斯、仫佬、乌孜别克、塔塔尔、独龙、鄂伦春、布朗、京、基诺等28个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品获奖。
这一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大量作品面世，仅第一届（1981年）至第四届（1992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的获奖作品就有362篇（部）。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发展壮大，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作协少数民族会员已经占到全国会员的10%，高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基本上已经和汉族文学并驾齐驱。
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蓬勃发展之时，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也随之炽热起来。学界提出了一系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问题。最为重要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这个问题不解决，作家和作品的鉴定就无从着手。
什么是“少数民族文学”？从来没有明确的科学界定。在1981年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时，就出现了一个难题，回族沙叶新的剧本《陈毅市长》属不属于少数民族文学，属不属于评奖范围。按质量和在全国的影响力，完全可以获奖，但按语言文字和题材，似乎没有民族特点。经参加评奖的作家、评论家、学者的讨论，决定授予《陈毅市长》少数民族优秀剧本奖。与之有同样问题的回族穆青的报告文学《为了周总理的嘱托》、满族寒风的长篇小说《淮海大战》、达斡尔族李陀的小说《愿你听到这支歌》也获奖。
之后，这一问题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经过几年的争论，80年代中期终于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即凡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都属于少数民族文学。这一界定，符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实际，解除了少数民族作家的理论和创作的束缚。这对团结广大少数民族作家，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壮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少数民族文学登上快车道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张扬民族特点。因为“民族特点”是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占有独特地位的最重要的标志。民族意识的回归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责任感，使得这一时期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作家都具有自觉的民族意识，并尽力使作品融入本民族的文化底蕴，表现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文学是时代的镜子。
时代观念对当时的少数民族作家具有提示性的意义。时代观念是个宏观的概念，一个历史的范畴。要求作家在新的时代具备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历史观，正确的文学观和正确的时代观，站在时代的高峰上俯视历史长河和现代洪流，聆听时代的呼声，思考和观察历史、世界、民族、人生和生命的诸多问题，以主体之笔进行创作，使自己的作品从内涵到形式闪烁时代之光。艺术追求是强调少数民族作家要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重视艺术表现形式，在继承民族文学传统的同时，自觉地、认真地学习和借鉴国内外一切艺术方法和表现形式。鼓舞少数民族作家攀登艺术高峰。“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成为众多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指导思想，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此外，作家和评论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还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探讨。如，关于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和主体意识，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文学及外国文学的学习和借鉴，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语言平等，关于母语创作和翻译问题等等。对这些文学理论的讨论有助于少数民族作家开启思想，加强理论修养，提高创作质量。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树，不但丰富了我国文学理论的内涵，也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这一阶段的一个亮点。
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编写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到90年代中后期已有数十种版本面世。特别是数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出版，对新时期以来重要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进行了评析，对一些文学现象进行了重点介绍。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也空前活跃起来，评论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从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中后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样的巨大成就是在我国不断变革和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完成的，是伴随着我国主体文学（汉族文学）的日新月异取得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国家大环境、文学大潮流、时代大变革而孤立地看待和评价。这一阶段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及其成就归纳有下列几点:
1、改革开放为少数民族文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2、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为主要标志的一系列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大事件、大活动，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3、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意识的回归和增强，是这一阶段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4、这一阶段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重大成就：作家群不断壮大（包括各年龄梯队和女作家）、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少数民族文学园地大量出现、文学作品（包括母语创作和汉语创作）取得了大丰收，涌现出一大批文学佳作。
5、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和评论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特别是关于“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的提出，成为众多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重要的理论指导。
6、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论的编写取得了较大成绩。
综上所述，这一阶段的少数民族文学整体发展已走向成熟，基本上实现了与我国主体文学（汉族文学）并驾齐驱的态势，基本上完成了老舍先生在50年代提出的“赶上汉族文学”的目标。少数民族文学走在洒满阳光的大道上，真正成为我国文学重要的、有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90年代中后期至今
这一阶段，我国实现了经济转型，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全球化、多元化的潮流席卷世界，这不但给我国带来了经济的大发展，也促进了政治、文化的变革。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我国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给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理论界提出的“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即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在时代风云的催动下，在社会和文学的大发展中，不断注入了全球化、地域化、多元化、个性化、市场化、网络化等新的元素，使少数民族作家思想更解放、眼界更宽阔、想象更丰富、追求更多样、个性更张扬、心气更高昂。少数民族文学整体登上了一个新台阶，每个民族的文学发展也出现了新面貌。
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日益成熟与壮大：老作家笔耕不辍，健步于文坛，硕果累累；80年代崛起的作家年富力强，富于才华与实力，不断创新求索，功力愈臻成熟，已成为少数民族文坛的中流砥柱；更有新生力量脱颖而出，为少数民族文学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这期间，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茅盾文学奖；蒙古族邓一光、回族石舒清、仫佬族鬼子、土家族田耳、藏族次仁罗布等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回族老作家郭风，满族赵玫、侯健飞等作家的散文，满族娜夜、大解等诗人的诗歌，以及藏族加央西热、满族关仁山等作家的报告文学等，荣获鲁迅文学奖；从1996年至2011年这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选中有190多位作家和13位翻译家获奖，代表着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取得的瞩目成就。
壮、蒙古、藏、满、回、土家、苗、维吾尔、哈萨克、侗、瑶、哈尼、白等民族都形成了包括老中青三代作家在内的阵容强大的作家群。
另外，类似于主流文学中的“湘军”“陕军”现象，以特定地区为纽带的地域性民族作家群也大量涌现，如西海固作家群、康巴作家群、莫力达瓦女作家群、小凉山诗人群等都是典型代表。
一些人口较少民族也都出现了在全国文坛颇具影响的优秀作家，如撒拉族翼人、马丁，普米族鲁若迪基，锡伯族陈铁军，裕固族铁穆尔，德昂族艾傈木诺，毛南族孟学祥、土族祁建青、布朗族陶玉明等。
尤为喜人的是，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文学新人相继亮相，他们带着青春的锐气和魄力，以出众的创作潜质引起文坛瞩目，如土家族田耳、吕金华、向迅，满族于晓威、刘荣书，朝鲜族金仁顺，蒙古族黑鹤，藏族次仁罗布、严英秀、白玛娜珍、曹有云、尼玛潘多，壮族李约热、黄土路、陶丽群，苗族何炬学，维吾尔族帕蒂古丽、阿舍，仡佬族王华、肖勤，佤族聂勒，瑶族纪尘，回族李进祥、阿慧、敏洮舟，羌族雷子、羊子，傈僳族李贵明，侗族杨仕芳，畲族山哈等，他们不仅书写青春的故事，更表现生存的艰难与生命的重荷，以及民族文化的沉思。
如回族80后女作家马金莲的小说《马兰花开》《长河》《蝴蝶瓦片》等，书写西海固地区乡村生活的原生样貌与悄然蜕变，生活的厚重感与叙事的细腻深刻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
我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有悠久的历史。55个少数民族，除回族外都有自己的语言，加上同一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共有80多种语言的使用，使用人口6000多万，有22个民族使用28种本民族文字，使用人口近3000万。这意味着母语文学具有存在与发展的深厚土壤和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迅速发展。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母语作家作品增多，特别是各自作家群扩大，他们眼界开阔，受到国内外文学发展的影响，不断突破传统，创作方法和艺术手法多元化，作品质量不断提高。
一些语种的创作不断发展，但是这些民族的年轻作家使用汉语创作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母语创作与汉语创作复杂交织，使用母语创作的民族其文学创作也存在不同趋向：有的以母语创作为主，如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民族；有的母语与汉语创作并行，如藏、蒙古、朝鲜等民族；有的存在母语创作但以汉语创作为主，如壮族、彝族、纳西族、哈尼族、傣族等。这三种情况在创作上存在不同的发展态势，存在不同的问题，不可笼统论之。
以前只是北方民族的母语作家文学比较发达，如今南方民族的母语作家文学也得到了较快发展，比如，壮文报刊《广西民族报》和《三月三》，已发表有1万多篇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蒙飞、黄新荣的壮文长篇小说《节日》，彝文作家阿蕾短篇小说《根与花》、贾瓦盘加短篇小说集《情系山寨》及其长篇小说《火魂》、时长日黑短篇小说集《山魂》、木帕古体诗集《鹰魂》等都获得了“骏马奖”，母语文学蓬勃发展，形成了一个颇具潜质、门类齐全的作家翻译家队伍。
近几年来，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格外关切，中国作协将2012年确定为“少数民族文学年”，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协及文学报刊社举办了多种专门针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训班、改稿班、笔会、“结对子、一帮一”等文学活动，发掘有潜质的作者，培育文学新人，出精品、谋发展。
《民族文学》新创办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5种少数民族文字版，为少数民族母语作家和读者提供了新的交流与借鉴的平台，有力地推动了母语文学的发展。
在中宣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作协于2013年开始实施为期五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就少数民族文学人才培养、扶持重点作品创作、扶持优秀母语作品翻译、扶持优秀作品出版、扶持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至2015年8月止，“工程”已经在鲁迅文学院成功举办19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如此大规模、密集地培训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及评论家，前所未有。
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我国文学园地的奇葩，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园地呈现出新的繁荣景象，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格、艺术特色和时代精神，为我国文化发展增添了生机活力。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党委和政府，要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规划、完善制度，加大支持力度，为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这一系列重要举措和实践，为少数民族文学积蓄了发展的力量，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花团锦簇、生机盎然的可喜局面。
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的兴起，网络媒介的迅速普及，给少数民族文学引来了新的发展态势。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些民族文学的交流平台，例如藏人文化网、三苗网、蒙古青年论坛、彝族人网、端庄文艺网等。网络成为团结民族作家、培养文学新人的重要平台，成为作家发表文学作品的一个新途径。一些少数民族文学新人就是从网络走上文坛的，如一些年轻的藏族作家就是从“藏人网”走出来的。
一些少数民族文学报刊也搭建自己的网络平台，如《民族文学》《花的原野》《回族文学》等。许多少数民族作家还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作品，更容易更便捷。有的诗文写得感情真挚、内容充实、文笔流畅，为文学新人练笔和增强文学自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网络文学与纸面文学相结合，互相补充，共同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文化产业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上我国改革的日程，到了90年代末已经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各种新闻出版单位、演出单位、文化单位纷纷组成各种公司、集团，许多文化事业单位也陆续改制。文化产业化对文学界产生重大影响。传统文学样式（纸面文学）要经过文学出版单位（出版社、杂志社、报刊等）才能变成供读者阅读的作品。文化产业化就要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同时讲究经济利益，大多数作家也要靠写作“赚钱”。这必然对一些作家的创作思想、题材选择、表现手法、语言特点等有所制约。
一些作家在文化产业化的冲击下，利用自己的写作才能，为广告、旅游、休闲、动漫及某些产业和热门话题等“服务”。有些作家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扎根生活，洞察时代风云，不断提高作品质量。文化产业对网络文学也有促进作用。一些不以写作谋生的作者，通过网络表达自己对历史、现实的看法，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写作成为更纯粹更自我的存在。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回归民族与走出民族。回归民族表现为：更深入、更广泛、更细致地表现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挖掘本民族文学创作的新领域，塑造本民族新的人物形象，展现本民族的文化风范，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反映本民族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本真，进入新的民族性境界。民族性不再是贴标签，不再满足民族性的表面现象，而是发掘和抒发本民族更深层的矛盾与激情，更具历史意义和人性价值的真实，成为作家对艺术境界新的追求。
如藏族阿来的《尘埃落定》、尕藏才旦的《首席金座活佛》、央珍的《无性别的神》等长篇小说，带领读者走进藏族历史文化的深层和藏族人的心灵世界。蒙古族郭雪波的《银狐》、阿云嘎的《满巴扎仓》、包丽英的《走马天下——我的祖先成吉思汗》等长篇小说，以及满都麦的《碧野深处》等小说集，将蒙古族文学推向了新的思想境界和美学境界。满族女作家叶广芩的“家族小说”系列，让读者对满族历史文化和满族人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走出民族表现为：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口生活在各民族大聚合、大融合的城镇里。各民族有了更多的共同性，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或相近的生活方式，甚至在许多领域中有了共同或相近的思维方式。
在当今繁杂纷纭的日益现代化的城市中，在我国飞速发展的进程中，各族人民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他们面临的社会矛盾，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命运遭际，他们的欢乐与苦恼、理想与希冀，等等。不管什么民族成分，大体相同或相似。
少数民族作家，特别是生活在城市的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逐渐融入了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共同的生存环境中。他们熟悉的或热衷的是不带有或少带有民族影子的共同生活和人情世故。他们更关心人类共同的命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关心的命题。他们所目睹的、所思考的、所要表达和所要发泄的，只代表作家个体的体验和认知，不代表某个具体的民族。他们从特定的民族中走出来。“民族”对他们变成了一个符号。他们只是人类的一份子，中国人口的一份子，某一生活领域的一份子。
其实这一现象早已出现，如回族郭风、陈村，仫佬族鬼子，满族孙春平、赵玫，苗族李必雨，仡佬族赵剑平等各族作家都有这一特点，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现象在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中数量多了起来。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这一趋势必然还会强化。诗歌创作，多是抒发诗人个人对历史、现实人生的感受和感情，因此，这一现象在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中更加明显。个人的理想与想象、个人的欢乐与痛苦、个人的感受与心灵飞腾……超越了具体民族的栅栏，完全成为个体的精灵。民族性让位于个性化。
维吾尔族文学，向来注重对民族历史和现实的表达，向来注重民族叙述手法的使用。但在一些以反映城市生活和社会问题的小说中，除了使用维吾尔文和维吾尔人名，所叙述的情节、所揭示的矛盾、所褒贬的各式人物，更具有中华各民族生活的共同特性，而不仅维吾尔族所独有。如阿拉提·阿斯木的《时间悄悄的嘴脸》，古丽巴哈尔的《爱情担忧》就属于此类作品。
一些70后、80后的少数民族年轻作家，有些就是从民族聚居区走出来的，他们大多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但他们成长的道路与老一代少数民族作家既有相似又有不同的地方。他们一般受过较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不少人较早地融入了我国文化发展大潮中。他们的眼界比较开阔，接触的人与事更加多样化。他们对世间万物和人类命运大都有个性化的理解和认识。一些人自以为是少数民族一员，但作品却缺乏了民族特性。这让他们感到迷茫。
其实，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一种必然的现象。所谓“民族身份”的丢失，并不是“民族心灵”的丢失，而是“民族心灵”的多元闪光。少数民族作家既可以深情地表现本民族人民的历史与现实，也可以书写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与现实，甚至写“国际题材”。“走出民族”并没有使我们丢失民族身份，而是使我们敞开了更加博大的胸怀，张开了更加强健的翅膀。
“回归民族”和“走出民族”相辅相成，并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特别是使用汉语写作的各民族作家，有些是不断使自己作品的民族性强化、广化和本真化，有些则弱化自己作品的民族性，甚至将自己融入主体文学（汉文学）之中。有些作家二者兼顾。
如被评论家称为“各篇无一例外地摹写与追着这作家母族——土家族文化的来龙去脉、优长与局限”的土家族女作家叶梅新近发表了小说《街舞》《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等作品，就没有土家族文化印迹，而是展示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遭际和心理失衡。
“回归民族”和“走出民族”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为少数民族作家开拓了新的思路、新的道路，是少数民族文学更深化、更广化、更多元化、更个性化的文学现象。不少作家在创作中根据需要游走在两者之间，并都能写出精彩之作。回族张承志就是游走在数个民族之间的出色代表。
综上所述，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汉族文学创作实现并驾齐驱之后，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了新的趋向和特点。总括起来，主要有：
1、国内外形势的大变化，促使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所遵循的“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不断注入“全球化、地域化、多元化、个性化、市场化”等新元素。
2、少数民族新生代作家的崛起为少数民族文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动力。
3、“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等相关举措的实施，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走上了新的台阶。
4、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翻译问题成为制约母语创作的瓶颈。
5、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和博客文学兴起。
6、文化产业化必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7、回归民族与走出民族，即强化民族性和弱化民族性成为少数民族作家两种悖反选择，也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入更加广阔的天地，值得关注和研究。
总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有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成立66年的历史征程中取得了大变化、大发展、大创新、大繁荣。同时，也对整体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独特的贡献。在此，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与阐释：
（一）基本实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多元一体新格局
我国各个民族在历史长期的文化交汇、融合与碰撞过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为中国文学的诗词、戏曲等文体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运行轨迹。历史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卷帙浩繁，以其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和丰富性，和汉族文学共同构成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为数甚少，大多数民族的作家文学都是一片空白。即便有十多个民族出现了自己的书面文学作家，但是少数民族作家彼此之间存在隔阂，没有形成作家群体的条件，他们的创作没能像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那样展现多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因此我国文学还无法形成多元一体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少数民族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等。各少数民族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一举跨越到了社会主义。少数民族结束了在旧时代备受歧视的命运，和汉族人民一起当家做了主人。在新的时代氛围中，少数民族文学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获得了与主流文学（汉族文学）的平等地位，作为一个整体文学体系融入了中国文学新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期间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他们从单一走向群体，从自发走向自觉，推动着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在新中国的阳光沐浴下成长，少数民族作家和汉族作家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他们通过文学反映各民族在旧社会的悲惨命运，展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和社会主义新生活，歌颂伟大的民族解放及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平等。比如老舍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生动展示清末中国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关系，老舍的夫人胡絜青说到该小说的主题：“老舍通过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要告诉读者：清朝是怎样‘从心儿里’烂掉的，人民是怎样向反动派造反的，中国是一个何等可爱的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大有希望的国家。”再如玛拉沁夫的成名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取材于草原蒙古族人民的新生活，展现草原人民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和草原生态文化，《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称其是“写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观念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们”的好作品。这五个“新”与独特的蒙古族文化密切相关，意味着中国文学出现的新形态、新特质，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开辟了发展方向，具有标志性意义。
50年代初，尽管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因刚刚起步，创作中还存在薄弱环节和不足，但是他们一般都是立足于本民族特有的生活，描绘民族地区独特的社会发展进程、生活环境、人文风情与风俗习惯，构成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民族生活画卷，而在创作方法和思想上，又大多跟汉族作家一样往往从社会政治视角解读生活，反映的生活虽有不同却往往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和思想主题，共同构成了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变迁的生动描绘，为此而使得中国作家文学第一次呈现出多元一体特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得到了平等相待，取得了巨大进步的生动证明，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改革开放之后，少数民族文学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一些扶持少数民族文学的报刊的创办促成了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一些民族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使得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本民族的作家，结束了一些少数民族没有书面文学和作家的历史。少数民族文学实现了从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的转型。
经过30多年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多梯次的极具创作实力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除了每个民族都有作家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外，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其他全国性文学奖项中，都有少数民族作家获奖。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走到了中国文学前沿。
一方面，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拥有共同的时代发展特征，共同的发展进程，一起推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都具有自觉的民族意识，作品镌刻着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质，为此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花团锦簇、多元共生的繁荣景象，基本实现了中国作家文学多元一体新格局，开辟了中国文学繁荣发展的新时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深刻证明，是中国各民族团结和谐进步的生动体现。中国当代文学多元一体新格局已基本形成，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丰富中国文学内涵，拓展中国文学版图
我国少数民族虽然只有1亿多人，但是分布所在占全国面积的64.3%，地大物博，特别是祖国陆地边界22000多千米，其中近20000千米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虽然人口数量少，但是都具有悠久灿烂的文化，而且因为历史上长期处于相对封闭或半封闭状态而使得各自文化得到较为完好的保存。
尽管汉族作家也写少数民族题材作品，但是难以深入到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处，唯有少数民族作家可以更贴切更深刻地表现自己民族独特的心理素质、文化品格和精神风貌。比如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郭雪波的《嘎达梅林》、赵大年的《公主的女儿》、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阿来的《尘埃落定》、麦买提明·吾守尔的《燃烧的河流》、朱春雨的《血菩提》等，作品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思想感情，都饱含深刻的民族性和鲜明的地域性，只能出自本民族作家。
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渊源、发展历程、价值观各有不同，生存环境各异，因而文学作品的人物、故事、情节、环境、情感、表达方式都呈现出有别于汉族主体文学创作的异质内涵。立足于广阔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学，将中国文学从局限于内地主体文学辐射到广袤的祖国边疆，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内涵，扩大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拓展了中国文学版图。
比如少数民族小说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质丰富了当代小说的文学内涵。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是壮族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广西长岭壮乡的土地改革为背景，真实再现了土改给壮族乡村带来的变化，表现了社会大变革的复杂和艰难。李乔的长篇三部曲《欢笑的金沙江》全方位反映了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翻身解放，从奴隶到当家做主人的伟大历史进程。侗族縢树嵩的长篇小说《风满木楼》生动展示了解放前夕黔东南清水江畔侗族地区大分裂大动荡的复杂斗争生活，反映了侗族人民寻求革命走向解放道路的艰难历程。维吾尔族柯尤慕·图尔迪的三卷本长篇小说《战斗的年代》叙述了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新疆南部泽热甫河流域维吾尔族人民的苦难历史、命运抗争和获得解放后建设新生活的豪情，展示了新疆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命运搏击中结成的兄弟情谊和深厚感情。
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描写1936年至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前西藏农奴的悲惨命运，展示这块神奇的土地上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揭示农奴制度的残酷与腐朽。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过程，描绘了广大藏族人民为翻身解放和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所进行的伟大斗争。朗顿·班觉的《绿松石》是第一部藏文长篇小说，作品通过底层人物班丹的家庭和爱情悲剧展示了西藏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历史生活，深刻揭示了西藏旧社会的黑暗。黄永玉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第一部《朱雀城》洋洋洒洒83.8万字，生动叙述作者12岁前的湘西生活，借个人与家族的命运演绎时代风云，将深切的故乡情怀与中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是一部厚重的充满民族风格与中华气派的大作。
在诗歌方面，少数民族具有悠久的诗歌传统，历史上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民间歌手和诗人。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诗人是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茁壮成长。他们以高昂的激情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表达各族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幸福感，在形式上吸取传统民歌的表达方式，有的诗人直接用民歌形式写作，比如壮歌、阿里郎、好来宝、阿肯弹唱等，为当代诗歌提供了新的表现内容与形式特征。
特别是少数民族叙事长诗，或从民间文学吸取营养，或取材于革命历史，或立足于当下社会，在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展示各民族的历史现实生活与精神风貌，为丰富当代中国诗歌内容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韦其麟的叙事长诗《百鸟衣》取材于壮族羽衣型民间故事，但是作者又进行了合理的改造和大胆的创新，使之成为一部歌颂劳动和爱情，表现人民不畏强暴、战胜邪恶势力的优秀诗篇。土家族汪承栋的叙事长诗《黑痣英雄》取材于作者在西藏工作时听到的真实故事，反映了西藏百万农奴的命运发展变化与和平解放前的复杂社会矛盾斗争。还有巴·布林贝赫的《龙宫的婚礼》、汪玉良的《米拉尕黑》、晓雪的《大黑天神》、马德俊的《穆斯林的彩虹》等取材于民间故事或民间长诗，歌颂少数民族进行反封建统治的顽强斗争，描述了少数民族人民追求正义，战胜邪恶的不屈精神，以及欢呼新时代的来临。
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诗歌蓬勃发展，新人辈出，绝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群。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赋予少数民族诗人天然的优势，使得少数民族诗歌始终保持新鲜活力，焕发出五彩斑斓的诗意光芒。比如吉狄马加，以自己的诗歌实践从凉山走向了全国，走向了新时期中国诗坛的前沿，还实现了与世界的对话，让世界都听到了这个彝人诗人的声音，其诗作中所包含和体现出的故土情怀、民族文化精神及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为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宝贵经验。
当代少数民族散文既有自我经验的书写，对社会人生百态的生动描写，也有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表现和对世界文明的思考，题材丰富，个性鲜明，为中国当代散文百花园增添了一朵朵奇葩。
比如彝族张昆华，对多彩边疆民族文化进行生动描写，其长篇纪实散文《鸟和云彩相爱》记叙摩梭人在走婚文化背景下的生命形态和精神状态，记录下了他们真实的生活与情感。壮族冯艺的散文创作从自我性灵的书写到审视社会人生到透视广西这块红土地厚重的历史文化，思想内涵不断拓展，表达方式不断创新，其心路历程构成了对新时期中国散文发展变化轨迹的生动诠释。还有鲍尔吉·原野对草原故乡的追忆和感悟，那家伦对云南历史文化的书写，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对自己的故乡北塔山及哈萨克文化的生动描写，帕蒂古丽对多元文化杂糅与碰撞下的故乡的世态人情和生命体验的细腻描绘，都是中国散文的一道道靓丽风景。
赵玫的散文，既书写自我性灵，也感悟祖先，探索民族精神，还眼观世界，每一篇作品都是生命的歌，心灵的歌。散文集《从这里到永恒》记录访美所见所思，通过对美国文化和美国人思想与情感的交流，展现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和中美人民的不同的思想观念，探索人类命运，拓展了散文表现的审美范畴。
还有张承志，将散文写作当成一种使命，作为传达自己思想和文化立场的武器。他的散文集《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敬重与惜别》等，践行“作品应当是作家淋漓的心血”的文学观，要给中国文化提供一些参考、建议和补充，让世俗、功利的人们从信仰者的执著精神和牺牲精神中获取关于人、人心和人性的诸多命题的思考和暗示，其文学价值及其蕴含的文化思考和启示都是弥足珍贵的。
少数民族文学为中国文坛提供了充满独特生命体验和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比如扎西达娃《骚动的香巴拉》里集美女与怪兽于一身的神奇女人才旺娜姆、阿来《尘埃落定》里的傻子、《行刑人尔依》中的尔依、孙健忠《醉乡》里的矮子贵二、叶梅《花树花树》里的昭女、景宜《谁有美丽的红指甲》里的白姐、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里的马子善老人、次仁罗布《放生羊》里的藏族老人年扎，以及叶广芩长篇小说《状元媒》里金家的坎坷、七舅爷的落难及其子青雨的屈辱、实业家王国甫的痛楚与绝望等，不一而足。
每个人物形象所蕴含的独特生命形态和民族文化心理，以及人物的命运挣扎传达出的对历史人生、对民族文化及社会发展问题的启迪，都是对中国文学的思想内容的扩充。
少数民族保持较为完整的宗教信仰，少数民族作家在悠久神秘的宗教文化背景中叙述故事、表现人物命运、思索社会人生，展示了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民族性和文化内核，弥补了汉族主体文学的缺失，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新鲜的内涵和特质。如藏族作家对藏传佛教中的朝佛者、喇嘛、活佛、占卜师、信众等人物的生动描写，饱含生命轮回、人生唯苦、因果业报、万物有灵等佛教文化内涵，真实地、完整地、鲜活地揭示了藏族历史特质、文化传承和人民的心灵世界。
一些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等民族作家，真实地描绘和演绎了伊斯兰文化的内核和种种表现，在浓郁的宗教文化氛围中塑造人物性格、展开人物命运，蕴含着独特的审美内涵。还有蒙古、满、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的一些作家书写了古老、神秘的萨满教文化的传承，对这些民族人民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此外，彝、景颇、瑶、壮、苗、哈尼、土家、侗、纳西、傈僳、羌、朝鲜等民族的一些作家，在作品中生动地描写了渗透着人文精神的各种原始宗教、祖先崇拜、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等的宗教祭奠、民风民俗和节日活动。
这些作品都具有对各民族文化差异性、独特性的展示和阐释，都是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补充，充实和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的艺术内涵和审美取向，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范畴。
（三）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活力，推动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
颂歌主题、崇高的民族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贯穿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为中国文学增添了发展动力与活力。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祖国的边疆，比中原人民更深切地体会到国家富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重要，所以在文学中更加自觉地歌颂祖国、歌颂民族团结，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反映民族的历史变迁。
如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在《心与乳》中以“乳”来表达心中的爱和喜悦幸福，欢呼新中国的诞生。藏族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写旧社会牧人的幻想“只换得辛酸和苦楚”，只有在解放后才变成现实，在新旧社会对比中歌颂幸福的新生活。哈萨克族库尔班阿里的诗歌《从小毡房走向世界》满怀激情歌唱民族的翻身和解放：“我认识到比生命更宝贵的/ 是希望和理想 /是劳动人民的解放”。傣族康朗英等一些著名的民间歌手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了新生，从虔诚的佛教徒变成了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歌者，创造出一批影响卓著的长诗，他的《流沙河之歌》对近百年的傣族社会与人民的生活作了深刻的描述，反映傣族地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生活，表达傣族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还有纳·赛音朝克图的《狂欢之歌》、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铁依甫江的《祖国，我生命的土壤》、尼米希依提的《无尽的想念》、高深的《大漠之恋》、阿尔泰的《祖国》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爱国诗篇。
66年来，少数民族作家，特别是老作家把艺术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到一起，心随时代、情系人民，表达对祖国对民族对时代的颂扬与感恩之情，为“中国梦”的书写和中国故事的讲述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在各种文学思潮和文学探索中，都有少数民族作家的积极参与，他们以独特的艺术素养和文化特质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
比如，老舍先生，他在50年代不断突破生活的限制和文学受政治影响的局限，从小说转向戏剧创作，在戏剧创作中从生活出发，根据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反映现实，塑造人物形象，揭示生活的矛盾。这样的戏剧创作方法，为中国当代戏剧开创了发展道路。《茶馆》与《龙须沟》等已成为中国话剧史中的经典。还有沙叶新的《陈毅市长》、乌·白辛的《赫哲人的婚礼》《冰山上的来客》、黄永刹等人合作的《刘三姐》、周民震的《甜蜜的事业》、马融等人合作的《回民支队》、李英敏的《南岛风云》等，都为促进我国戏剧和电影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初，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出现了第一个高潮。玛拉沁夫、李乔、陆地、扎拉嘎胡、朋斯克、敖德斯尔、祖农·哈迪尔、伍略、孙健忠、李根全等作家创作了大量作品，以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和深刻的社会生活内涵拓展了中国文学的题材范畴，少数民族作家以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新时期文学随着社会的巨变而产生了新变，独特的民族文化还促成了少数民族作家进行文学表达方式及文体的创新，新时期出现的伤痕、反思、改革、先锋、新历史主义、新写实、底层写作、生态文学写作等小说创作思潮都有少数民族作家的积极参与，都有少数民族作家发挥着推动作用。
比如扎西达娃，是新时期西藏文学的一面旗帜，特别是在先锋写作与魔幻现实主义中属于引领者。如《西藏，隐秘岁月》《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骚动的香巴拉》等，其中有模仿和借鉴的存在，但更多的是作者独特的表达和对文学的自觉求索。他将叙事和西藏本土生活及藏族文化融为一体，把历史和现在、虚构与现实、丰富的想象和神秘的真实巧妙地结合起来，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的审美内涵，而且实现了对小说传统叙事的革命。
阿来的小说创作，涵盖了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各种探索，极大地拓展了文学表现的多种可能。其代表作《尘埃落定》被誉为是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超越题材特定时空的表层意义、具有普遍的历史感和普遍的人性指向、隐喻性和表现性与象征性和寓言性得兼、诗性语言和知性语言杂糅、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结合的新兴创作形态、新兴创作风格的标本之一。
叶梅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创作也包含有伤痕小说、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的主流求索。90年代中期之后的《花树花树》《五月飞蛾》《农妇李云霞的婚姻》等，饱含理解、同情和人道主义关怀，讲述了乡村底层人物在奔向城市、走向现代文明过程中的艰辛、痛楚、希望和梦想。还有《撒忧的龙船河》《最后的土司》《青云衣》等小说在三峡文化、恩施地域文化、土家族文化等多元文化背景下审视社会生活，表达复杂的人生况味。
改革文学作为一个潮流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但是少数民族作家对变革现实的观照却从来没有停止过。30多年来，少数民族作家书写了大量反映民族地区社会生活变迁和发展进步的作品，丰富了中国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确保少数民族文学保持勃勃生机，也为中国改革题材文学提供了发展活力。
如孙健忠的长篇小说《醉乡》生动描述了湘西农村雀儿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的新生活，塑造了从卑微的流浪汉成长为村里的首户的矮个子贵二改革者形象，是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典型人物。关仁山在90年代创作的《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等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一系列小说，反映上世纪末中原农村社会转型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他在新世纪创作的长篇小说《麦河》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二维观照反映了近百年来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历史变迁，重点阐释了90年代以来，土地、农业与农民的现代命运，被誉为新乡土文学的史诗性著作。
寻根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潮流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结束，但是少数民族作家一直在推动寻根文学的深入发展，拓展了寻根文学的表现内容。
寻根文学在80年代中期盛行，达斡尔族李陀是该文学思潮的倡导者，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一开始就参与到寻根文学创作中。比如蔡测海的《茅屋巨人》《斧斧斧》、艾克拜尔·米吉提的《遗恨》《瘸腿野马》、张承志的《残月》《黄泥小屋》、边玲玲的《德布达理》、董秀英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等都可以堪称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之作。
寻根文学在题材的开拓、思想的深入和形式的创新，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和对积淀久远的传统文化的自觉挖掘，为少数民族作家开启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创作宝库。许多少数民族作家拥有了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超越了一般社会学内容的叙述，以文学审美意识来观照少数民族自身独特的现实生活，或者自觉走进历史深处，激活民族历史文化记忆，创作出一大批充满文化意味和文学审美内涵的优秀作品，而且至今绵绵不绝。
我国少数民族都崇尚万物有灵，敬畏自然，热爱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少数民族作家对自然、对人与自然关系及其生态意识的书写，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生态文学的表现内容，推动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比如郭雪波的草原文化书写，立足于草原文化区辽阔的草原和沙原，描写草原上各种生命的生存状况，深刻表现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探究草原生态危机的历史与现实根源，思考草原文化的历史发展和命运走向，在中国文坛中独具特色的。他的《大漠狼孩》《大漠魂》《沙狐》《银狐》等是中国生态文学的重要收获。
再如乌热尔图的《马的故事》《鹿，我的小白鹿》《七岔犄角的公鹿》《老人和鹿》《雪》等小说描写鄂温克人和森林、动物、山川、雪、大地、营地合而为一、相依为命的文化形态，深刻表现人与自然的斗争而又浑然融为一体的生存状态，刻画动物与人共通的“人性”，反映鄂温克人独特的狩猎民族文化精神。
彝族吉狄马加的长诗《我，雪豹……》通过对雪豹命运的诗意描摹传达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不仅表现人与自然、保护环境的主题，更是一曲壮阔庄严的生命的赞歌，一曲唱给大自然的颂歌。
满族胡冬林，近20年来将自己的文学之根深深扎在长白山原始森林，创作了大量关于长白山野生动物的散文与小说，如散文《青羊消息》、长篇少儿科普小说《巨虫公园》。他将创作与实践相结合，不仅观察自然，更是保护自然，通过写作纪念和保护原始森林的生灵。
朝鲜族南永前的图腾诗以各类图腾物作为表现对象，探索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通过图腾文化传达和谐之美与至善至美思想。还有李传锋的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张承志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等等，这些关于自然生态、生命形态的书写，及其蕴含的生态文化意识，拓展了我国各种文体的文学内涵，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活力与动力。
（四）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贡献
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也为丰富中国文学的语言表现形式和思想内涵、扩大中国文学版图作出了重要贡献。
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要素，是民族文化交流传承的重要载体。少数民族母语写作的广泛存在和繁荣发展，是中国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民族政策优越性的有力证明。
文学和语言都来自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本民族文字和母语写作传统的少数民族，母语写作在描绘本民族生活、表现民族文化、表达思想情感方面具有天然优势，题材、主题和风格更贴近民族文化传统。尤为可贵的是，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虽然有独特的语言形式和文化内涵，但仍深受汉族主体文学的影响，和主体文学的发展进程相辅相成，也是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证明。如果缺失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是不全面的，中华文学也是不完整的。
少数民族母语作家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文学创作方法，又注意从本民族的现实和文化特征出发，在学习借鉴中有了创新和超越，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鲜的内容和形式。
如藏族母语作家德本加从路遥的小说中开始获知小说该如何写，甚至于他的短篇处女作《理想青春》就是模仿路遥的小说《人生》而写成的。后来，他有了更多的学习借鉴，比如从陈冲的《一个共产党员从天亮到天黑》，他想起了自己的民族和父母，于是写成了短篇小说《像是一天里的事》（1990年）。他从模仿借鉴中领悟到了一种表现自己民族的传统生活的独特表达方式，在主题立意与艺术构思上都是一种大胆的创新。
维吾尔族作家麦买提明·吾守尔的创作代表了维吾尔小说的发展历程。他的小说在80年代以颂扬为主，如《瑞雪》《吉祥的早晨》等描写创造新生活的希望，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他着力反映现代人对金钱的崇拜与异化行为，嘲讽商品经济下人性的贪婪与丑恶，如《芦花公鸡》《镶金牙的狗》等。到了新世纪，他对民族文化和人的现代境遇思考达到了新的高度。麦买提明·吾守尔对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的深刻反思，在中国文坛都是独具特色的。
在共同的时代背景下，母语作家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他们描述的生活都从各自侧面展示着共和国走过的辉煌历程和曲折经历，因此，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和领土完整性的生动证明。
如蒙飞的壮文长篇小说《节日》描绘了改革开放给壮族地区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以及对人性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是时代发展的一面镜子。彝族贾瓦盘加的《火魂》是第一部彝文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主人公沙玛木呷成长为县委书记的历程并且叙述了他为民谋利、照亮人心的动人事迹，是唱给新时代的颂歌。塔吉克族阿提凯姆·翟米尔的小说《冰山之心》叙述了年轻的主人公阿尔曼和赛尔维纳兹突破传统的包办婚姻习俗而追求自由爱情的故事，诠释出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大变迁。
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逐渐深入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受到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面对现实，少数民族母语作家在创作中展现民族文化的现代性境遇，对金钱观念和物欲追求造成的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特别是人性的异化和文化的危机进行真实描绘。这些创作为中国文坛增添了新的表现内容。
如阿云嘎的小说《赫穆楚克的破烂儿》通过村民赫穆楚克购买一辆车后经历的酸甜苦辣折射出新一代牧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人物形象具有民族独特性，而他们从传统进入现代、走向市场竞争的甘苦历程却是和其他民族相通的，具有时代普遍性意义。拉先加的小说《冬虫夏草》，深刻表现了市场经济下藏族地区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隐含着作家对人性、民族性的深沉思索。穆罕默德·巴格拉希的中篇《卡玛力丁》反映了金钱和商品经济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冲击，原本本分的青年卡玛力丁逐渐学会了挣钱，却异化成贪婪、虚伪、变卖家产的罪人。这些作品揭示了金钱对人性、民族性的严重考验和对民族传统美德的颠覆，饱含深沉的现代性焦虑和民族忧患意识，启人深思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重塑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朝鲜族母语文学别具特色，为中国文坛增添了浓郁的人情和人性内涵。如诗人金哲从50年代初步入诗坛，60多年来笔耕不辍，扎根人民，立足民族，深情描绘生活，沉静感悟人生，永葆诗情，为中国诗坛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林元春的《亲戚之间》通过一个家族的盛衰反映亲戚之间的微妙关系，揭示人性的复杂，歌颂朝鲜族女性勤劳善良、知礼重义的民族美德。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随着时代的变化，家庭和亲情关系中出现了新的情况，有了新的内容。到了新世纪，朝鲜族作家叙写底层劳工经受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煎熬，反映现实与梦想的巨大反差，如许连顺的小说《往地漏里掷石子》《回来吧，妈妈》《荆棘鸟》等饱含同情叙写朝鲜族家庭婚姻的困境与女性打工者多舛的生命体验，在得与失、忠诚与背叛、真情与假意、美与恶等矛盾关系中刻画人物，为读者打开另一个生活世界。李惠善的《礼花怒放》着重描写离别家庭赴韩打工十年的女子惠贞回国后遭遇亲情的淡漠和丈夫的变心，让家庭拥有了金钱和钞票，却丢失了家和爱，主题深刻，启人深思。
据统计，有40来万朝鲜族在韩国打工，离开家乡在国内打工的也为数不少，于是东北的“朝鲜屯”产生了很多空巢家庭，出现了众多留守的老人儿童。朝鲜族母语文学对这些生存状况的真实描绘留下了民族发展进程的宝贵记录，不但具有文学价值，更具有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价值，在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中都别具意义。
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学，不论是汉文写作还是民族语写作，除了文学本身的意义外，都还承载各民族独特的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宗教学、民族心理学等方面内容，对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再者，少数民族多生活在祖国的边疆，很多民族还是跨境民族。我国少数民族与边界民族之间的交往频繁，比如新疆与中亚北亚国家、内蒙古与蒙古国、延边与韩国、广西与越南、云南和缅甸等跨国边境地区，母语文学交流频繁。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对于增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维护祖国边疆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和谐进步具有特殊意义。
少数民族母语写作，既是民族文化发展与中国文学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国际文学交流和加强睦邻友好关系的需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走向趋同的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母语写作对于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更具有特殊意义。
（五）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贡献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也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从无到有，并且在文学批评研究和创作理论中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丰富了中国文学理论，扩展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范畴。
如：少数民族作家与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文化价值、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双语问题、民族文学的审美意蕴、民族文学的历史文化批判意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题材的民族性与多样化、各民族文学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民间文学资源、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时代性与艺术性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或理论概括，闪烁着独特的理论光彩，不仅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具有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乃至世界各民族文学创作都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
具体说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设对中国文学理论的丰富性作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时代性和艺术性”的提出。1986年《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学研究》共同发表了特邀评论员文章《民族特征 时代观念 艺术追求——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几点理解》，从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经验和创作实践出发，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基本方向作出了理论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是少数民族文学最重要的理论建树，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都具有借鉴作用。
2、强调少数民族文学必须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必须与本民族的民俗、宗教、地域环境等相融合；民族特性是少数民族文学存在的条件，没有民族特性就不存在少数民族文学，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就是文学的民族性得到充分发扬、不断得到深化的过程。但这并不是要求每个作家都必须无一例外地书写民族题材作品。一些缺乏民族文化记忆的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走出民族”，从自己熟悉的现实生活中挖掘创作资源，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3、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历史文化必须具有历史文化批判意识，作品应具有批判性的光彩，对本民族文化中存在的迷信、落后，甚至愚昧的内容进行有分寸的批判；作家不应该仅凭个人喜好或者进化论观点来评判文化的落后与先进，应该以客观的辩证的观点看待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吸取各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4、少数民族作家必须扎根本民族的生活土壤，审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人民的生活，又必须飞翔在民族生活之上，不拘泥于现实。既要坚定立足点，又要树立超越意识，发挥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艺术地把握生活，在独特的民族性中灌注以普遍性的世界性的意义，获取人类共通性的内涵。
5、少数民族作家从本民族历史、文化、生活和思维方式形成的创作模式必然与汉族作家以至世界各国作家的创作模式有差别，从而产生碰撞；碰撞形成的火花，使少数民族作家开阔了眼界，打开了思路，树立向汉族作家及世界各国作家学习、借鉴的思想，从而丰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思维，提高创作水平。这一观点对中国所有作家都具有启发作用。
6、提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理论，探讨各民族文学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以此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重新编写中华文学史，重新审视被遮蔽的少数民族文学经验。
7、提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题材的民族性、地域性与多样化，对中国各民族作家都有指导作用。
8、推开历史之门，少数民族作家历史题材作品应体现历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的思考；宗教在文学创作中所体现的民族性和文化内核的作用，不容忽视。
9、关于双语创作的理论探讨，提出双语创作的历史背景、二者相辅相成、彼此借鉴、相互交融等，都具有一定的全国性意义。
10、提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独特的与共性的审美追求，适用于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作家。
对这些理论及问题的讨论与评析，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得到广泛认可，不过有一些问题还没能在全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中引起充分重视，比如“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还没能引起文学界的充分认识。让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经验及理论建树获得全国的普遍认可，依然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就斐然，理论贡献独特，但是也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发展不平衡。总体上数量多精品少；一些民族，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体裁发展不平衡，诗歌、散文相对发达，小说薄弱，门巴族、珞巴族等个别民族甚至还没有出现小说；文学评论中关于单一作家、单一民族的评论较多，而对少数民族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评论少。
二是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作品丰富而翻译力度不够，发表平台不多，为此而造成少数民族母语作品的受众面有限，难以在全国产生影响。还需要不断提高母语创作和翻译水平、培养母语作家和翻译人才，不断扩大母语创作的发展空间，加强母语与汉语创作的交流、沟通与互译，加强少数民族语言创作之间的交流、沟通与互译。这是提高母语创作水平的重要途径。
三是现代化、全球化给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书写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在全球化影响下，少数民族文化中一些因素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被消弱甚至消亡的命运，当下少数民族作家面临着生活同质化、趋同化的挑战，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少数民族作家是走出民族还是回归民族，都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需要解决好的问题。
四是文学受到市场化、大众化的考验，个体写作多，宏大叙事少。文学获得了发展的自由空间，一些作家却被经济利益所牵制，难以沉下心深入生活、沉思生活、静心创作。在市场价值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下，以往文学对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被解构了，一些作家不再追求崇高的文学精神和不朽的人文精神。受此影响，尽管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深刻变革，经历着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激烈碰撞，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当前反映各民族发展巨变的史诗性著作依然寥寥无几。因此，少数民族作家还需要有更大的担当，为国家、民族和时代留下更多厚重的文学巨制。
法国著名思想家拉法格说，如果拉辛与雨果的作品不跟镜子一样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中的那些人，连带着他们的看问题、感受、思想与表达的方式，一齐反映出来，那么他们决不会被当时的人宣称为大天才。
66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就在于他们以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把我们的国家及民族在特定时代的生活与情感艺术地展现出来。未来少数民族文学的突破也还在于此。
新生代少数民族作家缺乏文学前辈深厚的文化积淀，很难通过文化的差异性获得文学的优势，所以更需不断学习，向生活学习，向民族历史文化学习，借鉴国内外优秀文化和创作思想，不断进行文化积淀、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和思想情操。少数民族作家需要透过自己“邮票大小的故乡”关注民族、审视时代，满怀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把时代的特点抓到，把历史的真实抓到，把艺术的真实抓到”，这样才能走向中国文坛，走向世界，促成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乃至与世界文学各显神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局面。
回顾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走过的66年风雨历程，我们内心充盈着无法言说的激情和欣慰。时代从不因风云变幻而止步，历史也不因闪电雷鸣而停滞，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必将在新的时代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以新的姿态踏上新的征途，去开辟新的天地，去创造新的辉煌。
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一、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
新中国为少数民族的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为少数民族各项事业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
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没有一席之地。中国文学就等于汉族文学。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翻身了，在经济上解放了，在文化教育上迈出新的步伐，但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在诸多方面，包括文学创作依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20世纪50年代，老舍先生曾提出，少数民族文学要赶上汉族文学，解决“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展的当务之急。
当时，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相比，存在五个问题：一是作家少，二是民族少，三是作品少，四是阵地少，五是多个民族存在培养本民族第一代作家的任务。无论是母语创作还是汉语创作莫不如此。
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作家人数少，没有组织，没有形成作家群体的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实现了民族的真正平等，全国各地还开展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活动，同时一批有文化的少数民族青年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协及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民委、文化机构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少数民族作家都是在新中国的文学阳光沐浴下成长起来的。
茅盾先生在1949年《人民文学》第1期的《发刊词》中说：“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的多方面的发展。”1953年9月，这一号召被写进中国作家协会章程。1956年6月，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老舍先生又具体提出了“开展各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八条措施。“中国作家协会各分会应吸收兄弟民族有成绩的作家作为会员。以会员为中心，兄弟民族的作家们应有经常联系、定期学习的组织。”
为此，“中国作家协会成立民族文学委员会”，还要“选取兄弟民族青年作家到文学讲习所学习”，同时，还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多出版民族作家的作品，各级刊物“应多发表兄弟民族作家的作品”。这些有力的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形成，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开始从自然走向了自觉。
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最有意义的首先是为其“正名”。新中国成立之初先是提出“兄弟民族文学”的概念，后又出现“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有几年，两个概念同时存在。一直到1960年，老舍先生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正式定名“少数民族文学”。实现了从感性认知的“兄弟民族文学”到理性认知的“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转变，为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地位提出了科学概念，明确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关系。
“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确定，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但使我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人民和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汉语创作和母语创作）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文学确定了与主流文学（汉族文学）的平等地位。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文学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把少数民族文学纳入了少数民族的整体发展事业之中。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工作和任务，不再仅仅是文学上的事，还包含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之中。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不仅仅是少数民族作家个人的事情，还关系到每个少数民族的整体发展，关系到我国民族政策的全面落实，关系到我国多元文学的繁荣。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里，少数民族文学开始展翅飞翔。一些民族的文学，顺利从民间文学过渡到了作家文学。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开始崛起，一些民族出现了以民间文学为基础的代表性诗人，如壮族韦其麟，傣族康朗英、康朗甩，仫佬族包玉堂，纳西族牛相奎等。一些作家文学历史较悠久的民族文学获得了新的机遇，满族作家老舍、舒群，回族作家穆青，彝族作家李乔，壮族作家陆地等老一代作家焕发创作生机。蒙古、壮、彝、赫哲、回、满、维吾尔、藏、朝鲜、土家、白、仫佬、苗、侗、布依、哈萨克等民族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家。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敖德斯尔的小说《阿力玛斯之歌》，哈萨克族郝斯力汗的小说《起点》《牧村纪事》，彝族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朝鲜族李根全的长篇小说《老虎崖》，白族杨苏的小说集《没有织完的筒裙》，赫哲族乌·白辛的电影剧本《冰山上的来客》，苗族伍略的《野渡无人》，彝族苏晓星的小说集《彝山春好》等，以及藏族擦珠·阿旺洛桑，蒙古族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维吾尔族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朝鲜族任晓远，壮族莎红、仫佬族色玉堂、白族晓雪等各族诗人都创作了激动人心的诗作。
这些优秀作品有一个共同的时代特征，就是在激荡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对新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同时，也表现了少数民族作家为新社会而讴歌的兴奋心情。这些优秀作品的诞生说明，新旧社会的对比，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作协等组织的培育，激发了各民族作家的创作热情，他们用手中的笔描绘了自己的民族在社会变革中的壮丽画卷。少数民族文学自觉地发展起来了。
新中国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铺开了康庄大道。少数民族作家已不用像五四运动以后的老舍、沈从文、特·穆特里夫、舒群、李乔、白平阶等人“单兵作战”，而是开始以一个作家群体登上了中国文坛。以蒙古族小说家为例，李凖、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嘎胡、安柯钦夫、朋斯克等，形成了一个“集团军”，他们在文学的洪流中搏浪前行，煞是壮观，令中国文学界刮目相看。这对我国文学发展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少数民族文学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了中国文学舞台，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只是在万里长征路上走出了第一步，尽管这是一大步。少数民族文学还存在许多弱点和不足。诗歌创作在继承民族传统上颇有起色，小说创作在人物、情节、艺术手法上具有民族化特点，但在指导思想、创作方法等方面基本上纳入了中国主流文学的创作模式和途径，不少作品都有汉文学的创作模式的烙印。此外，小说、诗歌数量较大，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较弱；女作家凤毛麟角；有书面文学的民族也不多，仅十几个；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基本上还是空白。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迈入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开始了新的历史发展进程。
2、认识十七年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不能囿于文学领域，而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整体出发去分析和认识。
3、“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对我国除了主体文学之外的55个民族文学的科学定义，明确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为少数民族文学的长足发展开辟了道路。
4、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正像冯牧同志在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报告中所说的，对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多高的评价也不为过。
5、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作家第一次以群体形式登上了中国文坛。
6、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就没有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繁荣的局面。
综上所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就斐然，理论贡献独特，但是也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发展不平衡。总体上数量多精品少；一些民族，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体裁发展不平衡，诗歌、散文相对发达，小说薄弱，门巴族、珞巴族等个别民族甚至还没有出现小说；文学评论中关于单一作家、单一民族的评论较多，而对少数民族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评论少。
二是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作品丰富而翻译力度不够，发表平台不多，为此而造成少数民族母语作品的受众面有限，难以在全国产生影响。还需要不断提高母语创作和翻译水平、培养母语作家和翻译人才，不断扩大母语创作的发展空间，加强母语与汉语创作的交流、沟通与互译，加强少数民族语言创作之间的交流、沟通与互译。这是提高母语创作水平的重要途径。
三是现代化、全球化给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书写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在全球化影响下，少数民族文化中一些因素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被消弱甚至消亡的命运，当下少数民族作家面临着生活同质化、趋同化的挑战，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少数民族作家是走出民族还是回归民族，都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需要解决好的问题。
四是文学受到市场化、大众化的考验，个体写作多，宏大叙事少。文学获得了发展的自由空间，一些作家却被经济利益所牵制，难以沉下心深入生活、沉思生活、静心创作。在市场价值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下，以往文学对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被解构了，一些作家不再追求崇高的文学精神和不朽的人文精神。受此影响，尽管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深刻变革，经历着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激烈碰撞，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当前反映各民族发展巨变的史诗性著作依然寥寥无几。因此，少数民族作家还需要有更大的担当，为国家、民族和时代留下更多厚重的文学巨制。
法国著名思想家拉法格说，如果拉辛与雨果的作品不跟镜子一样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中的那些人，连带着他们的看问题、感受、思想与表达的方式，一齐反映出来，那么他们决不会被当时的人宣称为大天才。
66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就在于他们以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把我们的国家及民族在特定时代的生活与情感艺术地展现出来。未来少数民族文学的突破也还在于此。
新生代少数民族作家缺乏文学前辈深厚的文化积淀，很难通过文化的差异性获得文学的优势，所以更需不断学习，向生活学习，向民族历史文化学习，借鉴国内外优秀文化和创作思想，不断进行文化积淀、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和思想情操。少数民族作家需要透过自己“邮票大小的故乡”关注民族、审视时代，满怀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把时代的特点抓到，把历史的真实抓到，把艺术的真实抓到”，这样才能走向中国文坛，走向世界，促成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乃至与世界文学各显神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局面。
回顾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走过的66年风雨历程，我们内心充盈着无法言说的激情和欣慰。时代从不因风云变幻而止步，历史也不因闪电雷鸣而停滞，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必将在新的时代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以新的姿态踏上新的征途，去开辟新的天地，去创造新的辉煌。
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