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藏族，电影导演，编剧，双语作家，文学翻译者。199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已出版藏文小说集《诱惑》《城市生活》，中文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梦》《嘛呢石，静静地敲》《死亡的颜色》《塔洛》，翻译作品集《说不完的故事》《人生歌谣》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捷克等文字译介到国外，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新秀奖”、“青海文学奖”、“青海省文学艺术创作奖”、“青海湖年度文学奖”、“章恰尔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2002年开始电影编导工作，以拍摄藏语母语电影为主。代表作品： 《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五彩神箭》《塔洛》。作品获第二十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第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最佳导演奖等多项国内外大奖。
龙仁青，小说家、翻译家。1967年3月出生于青海湖畔。1990年开始文学创作及文学翻译。先后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民族文学》等汉藏文报刊发表原创、翻译作品。作品多次入选《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选刊类杂志及各类年度选本。创作出版有小说集《光荣的草原》《锅庄》等；翻译出版有《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仓央嘉措诗歌集》《居·格桑的诗》及《格萨尔》史诗部本——《敦氏预言授记》《百热山羊宗》等。作品曾获中国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青海湖》文学奖等，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终评。中国作协会员、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青海省《格萨尔》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青海省民族文学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现代性语境下的民族地域书写
——万玛才旦、龙仁青作品研讨会
【编者的话】
继阿来的《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之后一批努力探索小说艺术的藏族作家奋力笔耕，将藏族汉语写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放生羊》获鲁迅文学奖我省作家江洋才让的《康巴方式》和四川作家尹向东描写康定草原的小说都备受文坛瞩目。在这一批带有明显藏地写作特征的作家中，青海籍作家万玛才旦和龙仁青，也显示出了活跃的姿态和良好的创作势头。他们的作品蕴含着典型的藏民族文化心理，并从汉藏两种语言的比较中形成了自己成熟的书写风范。这两位作家熟稔地游走于藏汉双语的文学创作中在影视创作、翻译等艺术领域亦表现不俗。日前，由鲁迅文学院、青海省作家协会、花城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万玛才旦龙仁青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为我省作家举办的较高规格的作品研讨会，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这两位作家的创作成就及其为汉语文学写作带来的种种启示。“江河源”副刊特辟专版，摘要刊载此次研讨会上的部分发言，以便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万玛才旦、龙仁青以及他们的“藏地写作”。
【专家评论】
◆王璇（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来宾，上午好。今天非常高兴在鲁院举办现代性语境下的民族地域书写——万玛才旦、龙仁青作品研讨会。万玛才旦是我们鲁迅文学院第十届高级研讨班学员，龙仁青是第二十届高级研讨班学员，两位作家学员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还在其他的艺术领域有了突出的表现。万玛才旦是享有一定国际声望的新锐导演，龙仁青是青海的翻译家、文化学者。两位作家离开学校所取得的成绩让我们感到骄傲。这次研讨会由鲁迅文学院、青海省作家协会，花城出版社联合举办，鲁迅文学院承办。多年来，青海作协大力支持我院的作家培训工作，花城出版社立志于纯文学作品的出版和推介，出版了大量鲁迅文学院学员的作品。我仅代表鲁院向出席会议的吴义勤书记、班果书记、朱燕玲主编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各位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谢意！预祝此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预祝两位作家在未来创作的道路上取得更多的成绩！
◆班果（青海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今天这样一个阵容让来自青海文学界的各位心里非常感动。首先以鲁迅先生命名的这样一个文学殿堂，为我们两个青海的本土作家举办高规格的研讨会，这种对青海文学极其重视的眼光让我们感到高兴、欣慰！我代表青海省文联、青海省作家协会，对鲁迅文学院的帮助和支持表示特别的感谢。其次感谢花城出版社，他们的眼光是全国性的，世界性的，我们对花城出版社的精品意识感到震撼和惊讶，好多作品是我们的枕头书。这次出版万玛才旦和龙仁青的作品集，又一次彰显了花城的眼光。
就万玛才旦和龙仁青两位作家而言，他们作品的成长有其不同的、特殊的中国语境。一方面，西部文化远离中心的话语圈，处于亚文化的地带，这个地域的文化内容，以及这种文化所包含的品质，远远超出我们很多的认识。这些年来，作家们通过文学创作，对这种文化的探索呈现出了很多闪光点。我们欣慰地看到两种倾向，一种是由外向内的探索，一种是由内而外的抒发表现。由外向内的写作，作家们深入到青藏特殊地域和文化心理当中，写出了许多新的意义，给我们本土作家提供了很好的重新反观回顾自己本土文化的角度。但是万玛才旦和龙仁青的作品与之不同，他们具有典型的当地民族文化心理，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已经从语言的角度，从藏语、汉语两种语言比较当中有了自己成熟的书写，有不同的角度又有更好的视野，使得整个藏地写作，或者青藏题材的创作呈现出了由内向外的探索精神。
◆吴义勤（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评论家）：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参加这个会。首先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对两位作家表示祝贺和敬意！他们的审美品质在我们今天的当代小说里面确实是独树一帜的，改变了我们对这些年中短篇小说创作的评价，他们提供了独到的审美经验。
龙仁青的作品给我的感受不仅是题材的独特性、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民族性书写的独特性，而且在他的作品中我看到三种生活融合，世俗生活、宗教生活和神性生活融为一体。在这里，你能感受到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人与自然真正统一的世界观，他的小说万物有灵，一方面作为主题叙述者，所有的物都有叙事功能，阳光、树木、白云都参与叙事，整个世界的万物平等、互动、对话，这种世界观参与到了人物的命运以及主题建构，这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以《大剧院》为例，细节表现的特别精彩。
万玛才旦的作品让人有惊艳之感，品质太独特了。他电影拍的好，电影的思维参与到他的创作中，小说对话特别精彩。通过对话推动塑造人物，整个叙事的节奏，人物性格的走向没有拖泥带水的描写，读他的作品灵魂被深深地震撼。如《打瞌睡的女孩》，包括人物镇书记和他的秘书等等，都超越了简单的社会善恶世俗层面的纠葛，进入人心灵魂的层次。再比如小说《塔洛》中的主人公，纯净、单纯、纯粹得让人心痛，有种读《阿甘》的感觉，人物本身的典型性特别令人称道。
两位作家都是中国当代文学非常出色的作家，他们巨大的艺术能力给当代小说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表现在两点上，一是他们对汉语的理解，对汉语魅力的表现超过了不少汉语作家，太干净了，没有多余的东西。二是他们的叙事能力以及对叙事节奏的掌握，都有内在的推动力，不是像我们一些作家有时候通过很多外在的铺垫、繁文缛节把小说往前推，而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地去推动。
◆朱燕玲（《花城》杂志主编）：
我接触到几位藏族作家，比如说阿来、格绒追美，尹向东，我读他们的作品，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藏族作家使用汉语的时候好像有一种天分，或许和他们的文化从小受宗教的濡染有关，看他们的作品我常常感动，质感非常不同。我们现在的编辑很大的困扰，就是汉语写作同质化太多太多，藏族的汉语作家给我们很多的不同，多样性的表达常常给我们惊喜。
◆胡平（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评论家）：
看了两位作家的作品，确实觉得有很强的异质性，这在我国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非常不一般。他们小说的颜色和其他人的小说颜色不一样。以龙仁青为例，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龙仁青小说里面环境因素非常突出。一般来说，小说里的环境和人物是有一定比例的，人物的比例比较大，但是在龙仁青的小说里，环境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和人物简直是成对半，这就是他提供的不一样的异质。读他的小说往往使读者回到那种远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候。环境比例的强大，也是他的小说让人感觉特别温馨的原因之一。
第二，两位作家的感受方式构成了他们小说不同的质地。这种感受方式、思维方式和普通作家是不一样的。龙仁青写太阳，太阳的眼睛里有怀春少女的羞涩，写白云，那白云是可以给情人捎信的……万物皆有灵性。 我觉得万玛才旦和龙仁青在创作上保留了非常珍贵的原生思维，他们具有那种现代思维和原生思维完美互渗的能力。这种思维不是做作出来的，是流淌出来的。
第三，他们的这种感受和思维也和宗教传统有关，万物有灵也是藏传佛教的一种世界观。龙仁青在《人贩子》里面写道：分配桌子的时候差了一个，主人公的儿子没有，儿子就去同学家写作业，回来的时候掉到河里淹死了，父亲怎么办呢？一般作家笔下很可能就要告状，为什么我的儿子没有桌子？但是他的小说不是这样，他不指向外界，而是指向内心，写父亲的忏悔，他没有想到别人的责任，就想到自己，最后自己去给儿子买一个新桌子，这比外向写找麻烦更感动人，因为他是指向人性、灵魂，而不是指向社会。这种小说给我们的小说创作很多启示，所以也带来了小说阅读异质的感觉。
◆施战军（《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评论家）：
读两位作家的作品有一种惊艳之感。我非常佩服万玛才旦的叙事能力，其中有两篇小说可以说是经典化的，一个是《流浪歌手的梦》，一个是《塔洛》，这是可以留在文学史上的作品。我们从他的小说里面看到一个作家到底怎么琢磨人，怎么样来定位人心，怎么来定位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另外，他和龙仁青有一样的特点，是在小说里面留下无数让我们感觉有趣的微妙的东西，主人公的叙述过程，他所遇到的事物，遇到的人，都很微妙。我们看到万玛才旦和龙仁青能够容忍、容纳一切，不封闭，不排斥。
我曾读过龙仁青的小说《奥运消息》，后来我在课堂上讲了无数次，小说非常有才华，每个地方都表现得非常细，每个过程都描述得非常细，感觉像做手工活似地做出来的。
龙仁青的小说，有一种置换型的视角，不仅仅人在看万事万物，万事万物也在看人，以《光荣草原》为例，里面包含的东西非常多，审美的信息量非常大，这种写作显得它的入口比一般作家小得多。但是它的辐射面比一般作家大无数倍。
我感觉有些边地写作容易出现一些不妥当的倾向，比如偏激。第一个，我概括叫写生沙文主义的偏激。一个人在深山森林里面，或者草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体验生活，不愿意离开了，喜欢这里，他对这里野生的东西赋予一种二元对立的范畴，只有他看到的事物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具有绝对的价值。还有一种倾向是比较狭隘的地方的价值维护。而万玛才旦和龙仁青的小说里不存在这个问题，写人也好，即使外来人也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当下的写作，瓶颈就在于不断建立新的二元对立，城市的、乡村的、男的、女的。过去的阶级二元对立去掉了以后，新的二元对立不断出来又不断限制我们的文学思维的打开，而万玛才旦和龙仁青的创作，对我们突破这样的模式有意味深长的启示。
◆李一鸣（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评论家）：
龙仁青的作品是边地生活藏民族的一曲情歌、颂歌、而不是哀歌和挽歌。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简约而丰的含蓄之美。读他的小说最简单的文字极具意味，看似单纯其实缤纷，读他的作品常常感受到尽得风流之感，有言外之意，有“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真意。二是人与自然和谐之美。人与自然的和谐沁人心脾，空间的时间化，自然中生命的纵深性、灵动性、神喻性，那种把自然人化的特殊意味，都使他的作品有一种童话的色彩。三是具有藏民族文化的澄澈之美。写出了人心、人性，写出了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体现出藏民族的宽和、沉静、悲悯、纯粹、纯洁，四是语言文字的诗性之美。龙仁青的文字会说话，可感、可摸，是毛茸茸的，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
◆李美皆（空军军事学术编辑部编辑、评论家）：
万玛才旦的小说，有一种世界性，他在接受自己民族身份，民族认同的时候是安然的，无意识的。
为什么我认为万玛才旦有他的世界性呢？去年为民族文学写年度综述的时候，我看到万玛才旦的《普布》，这个小说非常独特，中国化的程度不是那么重，但是它是世界性的，让我们看到黑泽明等人的哲理电影的影子。他的电影《塔洛》是黑白的，特别简单。因为黑白更加像主人公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体现出他对于藏地这样一种大众比较疏离、比较隔膜的生存状态的认识，这也成为他小说的底色。他的小说语言非常简单，因为他是做电影的，电影镜头语言不需要那么多废话，所以他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呈现，就像付诸于镜头一样，他省略了语言。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评论家）：
这次把万玛才旦和龙仁青两位作家的作品放到一起讨论特别有意义。他们都是青海的，青海恰是一个汉文化的边地，又是藏文化流传的重要区域，形成了汉文化和藏语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讨论这两位作家作品，可以看出来青海的文化意义。
两位作家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双语写作，这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我也读了龙仁青翻译的作品，感觉很不一样。这种双语写作使得两种文化特性在他们的写作中能够很好地交流，它能有效地传达出藏文化的精髓，让藏文化的种子在汉民族文学里长出奇异的树，这是他们双语写作带来的可能性。
他们的作品还具有一种真正的先锋性。他们两个人的作品在“花城”出版社出版是顺其自然，“花城”出版社最大的特点就是关注先锋性，有敏锐的艺术观察力。我们今天恰好需要有实质内容的先锋性。我感觉在万玛才旦、龙仁青的小说里，有着新的文学观的雏形，他们看世界的方式不一样，当然可以说这是因为藏文化给他们带来的一种天然的不一样的看世界的方式。
最后说说他们两个的区别，他们有共同性，但放到一起有明显不一样的地方。万玛才旦更注重叙事性，而龙仁青更偏重于抒情性，万玛才旦更注重理性，龙仁青更注重感性，万玛才旦更注重智性，龙仁青更注重诗性，所以他们两个人的作品给我们的感觉不一样。当然对于万玛才旦来说，还有一种电影语言的写作，读他的小说有那种镜头感、视觉思维，这一点也是他和龙仁青不一样的地方。
◆陈福民（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评论家）：
读到万玛才旦的小说时，我的第一直觉就是喜悦。
万玛才旦提供了一个非常简洁的小说形式，这样一种简单的力量和那种看似不经意的自然的小说形式让我有非常大的惊喜。所以我也希望像前面的几个老师谈的那样，应该让万玛才旦或者龙仁青这样的藏族题材小说为广大的读者甚至写作者所熟知。万玛才旦、龙仁青的汉语写作小说，让我们看到了汉语小说的成长性。
第二点，藏民族是拥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民族，而这一切构成了万玛才旦和龙仁青小说写作的道德基础。他们通过自己的小说实践，为新的现代性语境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他让我们看到了现代语境当中的丰富性。万玛才旦的小说带有成长小说的性质。万玛才旦的小说和龙仁青的小说相比较而言，题材和推动小说叙事动力的元素相对来说简单、单纯，而龙仁青的小说写作所提供的小说叙述动力要比万玛才旦来得更复杂，更多样。万玛才旦的小说带来一种清新、纯净、简洁。
第三点，万玛才旦的小说写作和他的电影之间存在一种创作关系。
总的来说，无论是万玛才旦还是龙仁青，通过他们的汉语写作表现出的一些现象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在现代性语境下，他们做得更好的地方是去他者化。另外还有焦虑化。他们的小说当中看不到莫名其妙的焦虑，他们的小说可以看到小说当中文明的生长，向善的，伟大的元素通过简单的纯朴的方式往前推进。
◆卓玛（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评论家）：
近十几年的藏族汉语小说收获颇丰，文学发展势头比较强劲。在这样一个背景中，两位作家的创作体现出了较为稳定的气脉，尤其新世纪以来的一些作品体现出了作家浑厚有力的创作脉动。
万玛才旦的小说往往故事比较简单，情节并不会更丰富，这的确与极简主义“少即为多”的美学追求有相似之处。然而细读他的文本，我们会发现他的重要作品都具有一个共性特征，即叙事上有意的延宕、铺展乃至停滞，造成细节上的冗赘甚至肥大，最终构成叙事内在的紧张和尖锐，从而通过小说形式的修辞达到揭示主题的作用。我姑且将其称之为：“手磨糌粑式的细节肥大”。
万玛才旦的《尸说新语：枪》在我看来是他又一部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文本。这篇小说看上去是一部仿写之作，但从结构上来看，不啻于是他小说诞生的“息壤”。小说借鉴了藏族口传经典“如意宝尸的故事”（又称为“说不完的故事”），以“说不完的故事”类型为文本结构，加入具有现代元素的“枪”，而“枪”这一异质元素的介入，却推动“说不完的故事”的周而复始，延宕铺展，回到原点。《陌生人》《第九个男人》就是这种结构的复现。这种循环往复的“手磨糌粑式的细节肥大”，非常符合万玛才旦沉静的性格，他很有耐心地研磨小说故事，鞣制一个个细节，使小说逐步散发出馥郁的味道，最终打上万玛才旦独特的叙事徽记。这种小说雕镂的方式，反映在他的电影叙事中，就是惯用长镜头来细细碾过，目力所及之处，一定刻骨铭心。
龙仁青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转世》曾入选《英译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精选》，应该说，从那时起，龙仁青的写作就一直葆有鲜明的个性。从小就徜徉于汉藏双重文化之中的龙仁青，因为接受过良好的双语教育，使他能够自由穿行在汉藏文化时空中，拥有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穿越能力，又葆有一种恒定的悲悯精神。而这种精神的持久穿透力使得他的小说文本形成了可观的精神容量。这种精神容量在小说文本中外化为或克制冷静，或诗化多义，或荒诞戏谑的叙事策略中。
曾有论者论及龙仁青小说中的“孤独感”，在我看来，正是作家精神容量巨大的悲悯精神构成了一个个富于孤独感的文本。这种文本要找到同样具有悲悯精神的读者并不容易。作家通过悲怆叙事、情调叙事和多义叙事等策略体现了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的叙事艺术。作家是离群索居的人，恰是这种疏离，留给他们漫长的足以细细雕镂语言的时间，也留给他们集聚故事活力的漫漶空间。
◆李云雷（《文艺报》新闻部主任、评论家）：
我们现在的语境中更容易注意特殊性，其实普遍性的意义也会有它的价值。
两位作家的小说让我们想到经典的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类似这样的城乡文明的冲突之中表现处在现代性或者现代文明过程之中的一个人的经历，具体人的故事，也是大的叙事，也是中国故事，现代性故事。以这样的角度去看，他们写作的意义更加凸显，他们不光写一个地方性的故事，民族性的故事，他们也以这种独特的角度表达对中国对世界的理解，这是他们的一个很好的地方。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我们现在看写藏族文化的作品很多，但大部分是符号化的藏族文化，用各种符号，各种文化的象征来描述藏族，我觉得万玛才旦和龙仁青的作品让我看到真实的藏族的生活，他们通过艺术创造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跟那些仅仅依靠符号把握藏族文化不一样，他们有真切的生命体验，真切的对藏族文化的理解，对藏族生活本身的理解和看法。
第三，作为作家本身，不要太注重自己的特殊性、地方性或者民族性，大的作家带有地域性、民族性，会把这些进行穿越形成真正大的作家。导演也是一样，他们把这些东西当做他自己整个艺术创造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个意义无论万玛才旦还是龙仁青，他们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还有更高的发展空间。
◆刘大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评论家）：
顺着云雷的思路讨论一下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藏族文学内部非常复杂，龙仁青和万玛才旦是安多人，与康巴、卫藏之间的差异性其实比较大。我想说的其实是一个普遍性的话题，即便万玛才旦和龙仁青他们两个之间创作有种种不同，但是他们面临的共同的主题，就是关于文化变迁的主题，我很早就注意到万玛才旦的电影作品，《寻找智美更登》《老狗》等。他在电影中更加注重探讨文化之间的冲突，尤其《老狗》这个作品，讲了一个老人不愿意出卖自己的藏獒，最后以非常决绝的方式把狗杀了的故事，非常震撼。而他的小说比较灵动飞扬。电影《塔洛》似乎逐渐寻找到了他的小说的形式，回到了故事本身，万玛才旦其实也是一个翻译，他翻译过《说不完的故事》，他的小说很大一部分也回到了民间故事形式里，他把意义搁置起来，跟寓言道德教化不一样，放入了现代小说很多技巧，生成开放式的故事叙事。
龙仁青写了很多纯爱的故事，他内心很纯洁。《人贩子》这个小说我感觉天真又无常，最后小说急转而下，有了一种让人非常震惊的体验，带来巨大的情感冲击。《光荣的草原》虽然在文本层面表现出来自己文化的骄傲，但是这种骄傲在现实处境当中是比较脆弱的，如何找到答案，可能是我们作家如何作为知识分子如何寻找自己的文化问题。
◆郭艳 （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评论家）：
今天与会的领导专家对万玛才旦和龙仁青的创作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研讨，对两位作家创作及其文学、文化意义进行了非常深入的阐释，尤其从他们的作品里所呈现出的青海边地文化的宗教性、文化多样性角度进行了深入阐释。对于两位作家的小说理念、叙事方式和风格特征，以及先锋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分析了他们的创作对当下汉语小说的启示意义、双语写作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对汉语小说的成长性的提升等。他们的创作可以作为处理地域、宗教、民族文化的一个样本，并且以他们的小说作为样本提出汉语小说创作在当下语境中所应该具有的丰富性和极大的可能性。
研讨会深入扎实富有启示性，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