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密斯先生近照

        据美国藏学界传来的消息，美国著名藏学家金斯密斯于西历2010年（藏历铁虎年）12月16日星期四下午四时在波士顿家中逝世。他星期二刚从印度返回美国，即感不适，竟至辞世，死因尚不明。他弥留之际，阿拉先卡尔仁布且（Alak Zenkar 　Rinpoche）在场陪伴。

       金斯密斯是美国著名的藏学家，是藏传佛教文献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的创始人，美国藏学研究的先锋。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保存西藏丰富的文字遗产。上个世纪60年代，金·史密斯曾受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南亚印度、尼泊尔、不丹诸国收集了4000多卷藏文文献。这些资料成为美国藏学研究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金·史密斯将自己的藏书捐出，并在此基础上，在波士顿创办了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后迁往纽约。该中心的宗旨在于保存、组织和散布藏文文献，裨益世人良多。美国藏学界将于2011年2月初为他举行公开的悼念仪式，据称仪式将由熟悉佛教传统仪式的丧仪组织者负责。

       国际藏学界大概不会有人不知道金·思密斯（E．Gene Smith）先生。如果没有机会亲自认识他，也肯定已从他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印度编辑出版的大量藏文古籍文献中熟识了他。1996年至1997年间，我的同学谢科第（Kurtis R．Schaeffer）和我一起在哈佛大学为哈佛维特钠图书馆馆藏的藏文书编目时，开始熟悉了思密斯先生。我当时是从思密斯先生编辑出版的藏文文献中认识他的，虽然对他的工作和学识了解了许多，但是缘铿一面，未能相识。1997年夏天的北京藏学会议使我有幸见到了他，从此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感到每次和他的见面、交谈，不管是向他引荐中国国内研究藏学的学者或是到他的藏传佛教研究中心去查找资料，总是受益无穷。他本人如同藏学百科全书，对各种疑问和涉及的资料，总能找到答案，或者提供线索，而且每每给人新的启发和兴趣。

　　由于其2001年出版的《藏文文献通评：喜马拉雅高原的历史与文学》一书有关藏文文献史，此书的出版也与金·思密斯先生投身藏学研究的经历紧密相关，所以非常有必要先简要地介绍一下金·思密斯及其与藏学研究和文献收藏的密切关系。

　　金·思密斯出生于美国西部犹他州一个摩门教的家庭。早年先是主攻人类学和内亚研究专业，对蒙古学尤感兴趣。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资助成立了9个藏学研究中心。其中一个设在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的远东和俄罗斯研究所。1960年至1964年间，金·思密斯有机会和西雅图的藏人一起生活，学习藏族的文化和宗教，他受益于德雄活佛的指教颇多。同时，金·思密斯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远东和俄国研究系就学于美国藏学前辈魏里教授（ Turrell V．Wylie），在他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华盛顿大学的藏文藏书寥寥无几，德雄活佛给他提供了华盛顿大学应该收藏的藏文书目。根据这个书目，金·思密斯开始从欧洲搜集和复制这些书的微缩胶卷。这一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从华盛顿大学的早期收藏的藏文文献的书目中看到。

　　1964年，金·思密斯完成博士科目的资格考试后，前往荷兰莱顿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在德雄活佛的建议下，他又远途游学印度。在印度期间，他多方求学于藏传佛教的各派学者和大德，并在印度和尼泊尔边区生活，在那里的藏人中亲身接触和了解藏文化。

　　1968年开始，金·思密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设立在印度新德里的分部任职，一直到1997年他从国会图书馆退体，在这整整30年的时间里，他都是国会图书馆研究东方文献的一名专家。从1968年起，他在印度负责抢救和重新印刷了大量来自西藏、尼泊尔、布丹、锡金和印度的藏文文献。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85年，他被调到印度尼西亚在国会图书馆的东南亚部任职，直到1994年。然后他前往埃及首都开罗任职到1997年。1997年，他从国会图书馆离体，从开罗回到美国，任喜马拉雅和内亚研究中心的顾问。喜马拉雅和内亚研究中心位于纽约市的曼哈顿地区，是由利众基金会资助的非盈利的研究资料机构，专门用于保存和使用藏文文献。一年以后，金·思密斯出任波士顿的智慧出版社（The Wisdom Publications）高级编辑。1999年和哈佛大学藏学和喜马拉雅研究教授范德康（Leonard W．J．van der Juij p）合作成立了藏传佛教文献中心，把所有收藏多年的藏文文献搬迁至哈佛大学所在的麻萨诸塞州剑桥镇。这个文献中心存有他的所有的个人藏书和不断增加的藏文专著和资料。到2001年，这个中心的藏书是中国以外的藏文文献最为丰富的图书馆（佛教经典如大藏经等除外）之一。金·思密斯继续和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的各家出版社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系，增加最新的藏学出版物，并且资助抢救流散的藏区各个地方的藏文古籍。这个中心的目标是把所有的藏文文献数码化，使世界各地更多的学者和佛教徒能够更方便地使用藏文文献。

　　2001年，由波士顿的智慧出版社出版的《藏文文献通评：喜马拉雅高原的历史和文学》一书（Among Tibetan Texts：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Himalayan Plateau，ed．Kurtis R．Schaeffer with a foreword by Jeffrey Hopkins，Boston：Wisdom  Publications．）收集了金·思密斯写于1961年至1973年间的20篇序文，介绍当时他在印度整理出版的藏文文献。这些序文由阿拉巴马州立大学宗教学系的谢科第教授精心编辑而成17篇文章，弗吉尼亚大学宗教系研究藏传佛教专家杰弗里·霍布金斯（Jeffrey Hopkins）教授为此书写了序言。

金斯密斯在三星堆参观时留影

　　这些为藏文典籍作的序言提供了急需的简介和背景知识，成为藏学学者和藏文经典研究的必不可少的桥梁。这些序言第一次结集成书，为研究西藏宗教、历史和文学的学者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材料。本书一共分为六个部分，前四部分按照教派的划分，罗列介绍了金·思密斯被国会图书馆派往印度工作时，编辑出版的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和格鲁派大师的著作。

　　第一部分介绍宁玛派的传承和当时出版的宁玛派大师堪布·阿旺巴桑（mkhan-po-ngag-dbang-dpal-bzang，1879-1941）的自传以及隆钦·热绛巴（klong-chen-rad-vbyam-pa，1308-1363）的传记和著作，并且对宁玛派的产生以及对后来的其他教派的发展关系作了独到而又深入浅出的解释。金·思密斯明确指出宁玛派在17世纪得到了复兴，认为这与格鲁派的兴起和掌权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的关联需要学者们作进一步的研究。金·思密斯还用和他对所有文献的分析相符的方法来分析宁玛派后来在西藏依然发挥着的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及宁玛派与其他教派并存的情况。同时金·思密斯对藏文的高僧大德的传记（Bagiography）的写作风格作了介绍，指出这种写作风格在西藏佛教文学作品中具有普遍的意义。

　　第二部分介绍噶举派的重要著作和一系列噶举派的重要的分支教派。他介绍了噶举派特有的一种传记写作风格，统称为金蔓（gser-vphreng），把宗教传承和文学风格结合起来，极大地拓宽了研究领域和视野。值得学者注意的是，金·思密斯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传统的噶举派的分支四大派、八小派的介绍，而是基于他无法比拟的对原始藏文文献的熟知程度，第一次对几个重要而又鲜为人知的噶举派分支，如叶巴噶举派（yel-pa-bkav-brgyuc-pa）和雅桑噶举派（g·yav-bzsangr-bkav-brgyus-pa）作了介绍，大大地拓宽了学者对这一教派的了解，以致于直到今天有不少学者仍然受益于他的指点，在这方面对噶举派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第三部分是有关萨迦派的论文。金·思密斯对《汉藏史集》中记载的萨迦款氏家族史和洛沃堪钦·索南伦珠（glo-bo-mkhan-chen-bsoc-names-lhun-grub，1456—1532）对萨迦班智达（1182—1251）的《正理藏论》和米拉日巴道歌的评注作了介绍，并且进一步就萨迦派对西藏逻辑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作了分析。这两篇有关萨迦派的历史和佛教哲学的短文再一次表明了金·思密斯的杰出的学术敏感度。需要再一次提醒读者的是，金·思密斯的这些分析藏文典籍的序言写于上个世纪60年代，却已经明确指出这两种研究萨迦派历史和藏传佛教逻辑学不可缺少的经典著作。

　　以本书第四部分介绍格鲁派的重要著作为例，我们可以看出金·思密斯先生在学术研究中衡量和捕捉历史文献重要性的精确的历史敏感度。他先介绍的是第一世班禅大师罗桑确杰坚赞（blo-bzang-chos-kyi-rgyal-mtshan，1567—1662，此为西方藏学界的说法。国内通常以克珠杰为第一世班禅，因而罗桑确杰坚赞成为第四世班禅）的自传。17世纪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尤其是蒙藏之间的宗教和政治关系的进一步交错和深化）和明清交替时代的混乱，给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学者们留下很多疑问，许多滞留在二手材料的错误和并不准确的介绍可以通过阅读这些藏文文献得到澄清。在介绍这一自传的同时，金·思密斯结合其他文献（如《第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介绍了当时复杂的汉、藏、蒙关系和包括西藏和廓尔喀、不丹关系在内的西藏的政治形势。章嘉若必多吉的重要性已早为人知，继德国的萨噶斯特教授（Sagaster）之后，王湘云女士于1995年提交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研究系的博士论文证明了金·思密斯这篇短文的重要性。这位章嘉国师和清廷的密切关系以及在乾隆的清廷治藏决策上的角色迄今已为学术界公认。另外两位18世纪西藏政治史和宗教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土观·罗桑确吉尼玛（1737—1802）和第八世达赖喇嘛的经师传记。这些新公布出版的著作在藏学刚刚起步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鲜为人知，更何况运用。近10年来藏学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看到这些藏文传记作品的重要性，以致于金·思密斯的分析介绍文章现在读起来仍然能够使人受益颇深，回味无穷。这些著作的出版和金·思密斯先生对原始文献典籍的敏锐审阅能力为学者开辟了研究的捷径和引导。

　　第五部分介绍中古时期藏文文学和艺术发展史，主要是介绍布顿大师和布顿学派有关的佛教经典以及世俗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传统。同时金·思密斯还介绍以东丹麻巴僧格（doen-dam-smra-bavi-seng-ge）的著作为代表的15世纪西藏学者对学科的分类和编目所作的努力，他在文章中对涉及到的西藏的人名和地名尤为关注。

　　第六部分的两篇论文介绍了近代著名的藏族学者米庞和19世纪的哲学辩难，以及嘉木贡公楚的非教派运动（the Nonsectarian movement，主张藏传佛教各个教派合作协调的运动）的文献。

　　虽然金·思密斯先生这些序文的写作时间距今有三四十年之久，但是对今天的学者而言，依然具有很大的价值，是研究藏文文献史、西藏佛教思想历史、西藏文学史和西藏通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文章。金·思密斯并不将西藏的佛教思想史孤立于文学史或通史之外，而是把这些重要的主题都紧密而有机地连接起来，深入一方而通观全局。通阅金·思密斯对他当时公布出版的藏文文献的简介，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藏学并不是一门孤立的狭隘的研究领域，其牵涉远到印度的早期佛教思想史、文学艺术史，西藏与中亚地区的关系史，当然更不必说和汉地朝廷的交往史。

　　近20年来，由于中国和世界各地有关西藏的文献和史料的进一步开放和出版，藏学的研究领域得到极大的拓宽。这从文献学方面说明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藏学和国际藏学的研究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和深入。金·思密斯先生的博学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预示了这种学术趋势，因而他的工作一直受到国际藏学界同仁的赞许。更值得赞叹的是思密斯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叶形成的藏学研究的见解和成果至今读起来仍然令人耳目一新，给这一领域的学者不断带来新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