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锐”是藏语音译，意为英雄的部落，也是一个地域概念。华锐是安多藏区的一部分，其大致范围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天祝县）为中心，包括甘、青边境一带及甘肃河西走廊部分地区。

    自古至今，华锐藏区以崇文尚学，名流辈出而享誉四方。这里介绍的是清代华锐藏区的三位杰出人物，他们都是今甘肃天祝县人。这三位杰出人物是：清朝大国师——章嘉·若贝多吉、京师掌印喇嘛——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华锐·洛桑饶布萨尔。

    清朝大国师——章嘉·若贝多吉              

    章嘉·若贝多吉（1717—1786年，以下简称章嘉），生于甘肃省天祝县旦玛乡。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被认定为章嘉二世的转世灵童，并在青海佑宁寺坐床，为第三世章嘉活佛。

    在清代，章嘉活佛世系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四大活佛世系之一，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哲布尊丹巴活佛齐名。

    雍正二年（1724年），章嘉奉旨进京，由雍正皇帝亲自安排章嘉（8岁）与皇四子弘历（14岁，后来的乾隆帝）一同读书，并师从京师掌印喇嘛二世土观活佛学习佛法。因章嘉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加之严师的教诲，经数年苦读，他不仅掌握了藏、汉、满、蒙等多种语言文字，而且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藏传佛教显密经典修习。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雍正帝册封章嘉为“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并颁发诏书，赐金印、金册。同年，雍正帝谕旨章嘉大国师偕同亲王允礼护送七世达赖返藏。此时，西藏正处于内忧外患和政局动荡不定之际，七世达赖喇嘛的顺利返藏，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关心和对藏基本立场，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在西藏期间，章嘉与七世达赖、五世班禅等宗教上层人士及各政治势力进行沟通和协商，密切了清政府与西藏的联系，对促进西藏的政局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期间，章嘉还在拉萨三大寺讲经说法，受到僧俗群众的崇敬。

    乾隆即位后（1736年），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同窗信任有加，封章嘉为“掌印喇嘛”。乾隆十六年（1751年），赐章嘉以“振兴黄教大国师”之印。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乱，被驻藏大臣执杀。然而，在此次事件中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也被叛军所杀。为此，乾隆帝震怒，欲收回达赖地方政府的权利，打算在西藏设立总督、提督等，由朝廷派遣各级官员，并派兵长期驻守西藏。就此，章嘉大国师向乾隆皇帝谏言，并详细分析了利弊关系。他认为西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地方，情况十分复杂，要想稳定社会，争取民心，最好办法是尊重和保护民众的信仰，尊重宗教领袖，而非改制、派官和驻兵。乾隆皇帝采纳了章嘉的建议，未在西藏实行改制，也未向西藏派驻军，而是以更为稳妥的办法处理此事，保持了西藏政局的稳定。

    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诺尔的汇宗寺，是章嘉大国师在蒙古的驻锡寺院。多伦诺尔是距北京、承德最近的内蒙古草原，每年夏季章嘉都要在那里处理蒙古地区事务，并为僧俗群众传经说法。章嘉是蒙古政教合一领袖哲布尊丹巴活佛的上师，也是蒙古许多王公贵族的上师，在蒙古地区有很高威望。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哲布尊丹巴活佛管辖的喀尔喀部落正密谋反清武装叛乱。而在此时，清军的调动又面临很大困难。在此紧急情况下，乾隆帝特命章嘉大国师出面解决。章嘉一面给在京的蒙古上层人士做工作，一面给远在漠北的哲布尊丹巴写去一封亲笔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明了利害关系。接到章嘉大国师的书信后，哲布尊丹巴活佛按照章嘉的旨意，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将叛乱消除在了萌芽状态。清廷末动一兵一卒，使蒙古地区免于一场兵火之灾。对此，清政府给章嘉以极高的评价。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章嘉大国师再次奉旨入藏，处理善后事宜。由他主持和认定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辅佐新任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完成了稳定西藏大局的多项重任。此去三年时间，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回京复命。乾隆帝亲自走出寝宫院门迎接、献哈达。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进京祝贺乾隆七十寿诞期间，由章嘉负责安排六世班禅在内地的一切活动，并担任翻译。

    章嘉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学大师、史学家和翻译家，他一生著作等身。著有各种传记、历算、诗词、教派教义和密咒等方面的论著500余卷（篇）。主要著作有：《宗派建立论·须弥妙庄严》、《入中论注疏·首次发心》、《缘起赞释·嘉言摩尼藏》、《圣普贤行愿品解说·阐明普贤密意之庄严》、《菩提道炬论科判略编》、《发菩提心法解说·大乘入门》、《修中观见之法·显见空性明灯》、《红黄文殊之大小修法》和《须弥妙庄严宗教史》等。还著有《达赖格桑嘉措传·如意宝穗》、《圣地清凉山志》和《噶丹赤钦阿齐图诺们汗传》等传记。他编著的教科书和工具书有《智慧之源》（藏、蒙、汉对照词典）和《藏文正字学·智者之源》等。另外，他还亲自厘订了蒙古工布查布翻译的《造像度量经》等。

    在促进民族文化发展方面，章嘉大国师同样付出了极大的心力。他曾主持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译为蒙古文，并全面校正了蒙译《甘珠尔》。由他主持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译为满文的工作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结束，历时17年，圆满完成了此项浩大的文化工程。章嘉大国师还在皇宫内设立藏学堂，以满足皇家子弟学习藏语文的需要。

    在弘扬藏传佛教方面，章嘉大国师的建树也是非凡的。他从皇宫到藏、蒙、满广大地区传法和灌顶，还在京城和其他各地建立了许多藏传佛教寺院，使藏传佛教得以广泛传播。乾隆九年（1744年），奉乾隆皇帝的旨意，章嘉主持改建雍和宫为藏传佛教寺院。他亲自指导寺院的规划设计以及佛像、法器的制作等。他也是雍和宫的首任主持。乾隆十年（1745年），章嘉向乾隆帝传授“胜乐金刚”灌顶。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章嘉又奉旨改建位于故宫内的雨花阁。他直接参与规划指导，从雨花阁的改建计划到殿内佛像、供器的配置都由他一一定夺。如今，我们仍能在故宫收藏的藏传佛教造像题记中见到“钦命章嘉呼图克图认看供奉”的字样。雨花阁改建后成为紫禁城内唯一藏汉合璧的建筑，也是紫禁城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密宗殿。在这里，章嘉大国师不仅为乾隆皇帝讲经、传授密宗，还为后妃和皇子们传受修道仪轨和灌顶。

    在章嘉大国师晚年，清廷钦定他为左翼班头，其地位在呼图克图中是最高的。乾隆赐予章嘉大国师以龙撵、龙袍，章嘉的座轿可直入东华门。乾隆帝在太和殿朝见时，章嘉可在太和殿前的第二台阶下轿，而且上朝免跪拜礼。故宫历来是皇室等级最为森严的地方，这样高的礼遇在亲王宠臣中也是极少有人能享受的。

    自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 至乾隆五十一年 (1786 年)的36年间，章嘉多次到五台山静修、讲经弘法和著书立说。期中，有4次陪同乾隆皇帝巡礼五台山，并由章嘉主持祈愿法会。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初二 (公元1786年) ，章嘉大国师圆寂于五台山镇海寺，享年70岁。乾隆帝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以藏传佛教的最高礼仪予以安葬。清廷动用七千两黄金打造了一座宝塔，将章嘉的法体安放在其中，供奉于镇海寺内的覆钵式灵塔中，供后人瞻仰。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宗教领袖和政治家生涯中，章嘉大国师参与了清廷有关民族宗教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他还以大活佛、清廷命官的身份奔波于雪域高原和大漠南北之间，在处理藏蒙地区政治、文化和宗教事务方面发挥了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为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京师掌印喇嘛——土观·洛桑却吉尼玛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1737 — 1802年，以下简称土观），甘肃省天祝县朵什乡人。乾隆七年（1742年），他被认定为二世土观的转世灵童，从天祝朵什迎至青海佑宁寺坐床，为第三世土观活佛。他曾师从德格·格鲁嘉措、松巴·益西环觉等佛学大师修法。由于土观学习十分刻苦，加之悟性极佳，其学业很快在众弟子中居首，尤其在辩经方面表现出非凡的才华。乾隆二十年（1755年），土观赴西藏继续学法和深造。在藏6年间，他拜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智拉堪钦·益希丹仲等诸多高僧为师，潜心钻研，学通显密诸论。期间，还与来藏的章嘉·若贝多杰相识，并拜章嘉为师。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土观任后藏夏鲁寺法台。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在土观返回青海佑宁寺时，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授予其“额尔德尼诺们汗”名号，并赐印章及法器。不久，土观任佑宁寺第三十六任法台。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土观奉乾隆帝之命进京，协助章嘉大国师管理京城宗教事务。由于土观的佛法造诣高深，加之多才多艺，颇受乾隆帝和章嘉的器重。在担任“京师掌印喇嘛”、“御前常侍禅师”等职期间，土观的才华得到充分展示，成为京城众多学者中的佼佼者。乾隆帝封土观为呼图克图、赐“静悟禅师”名号。土观是章嘉最得力的助手，他参加了由章嘉主持的《四体清文鉴》、《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和编篡工作。他还负责指导京师雍和宫等寺庙活佛、僧人的学经活动。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土观离开北京，前往青海佑宁寺等寺院讲经传法，任佑宁寺四十四任法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土观任青海塔尔寺第三十五任法台。五年后卸任，再次返回佑宁寺，潜心著书立说。土观一生著作颇丰，各类著述达276部（篇）。土观的著作涉及学科很多，不仅有教派教义、各种修习仪轨、密咒及神祗颂词等宗教类著述，还有各种传记，历算、诗词等论著。土观的主要著作有：《土观宗派源流晶镜史》、《密宗经义》、《史记》、《二世土观传》、《三世章嘉传》、《贡巴饶萨传》、《智者珍藏篇》、《佑宁寺志》和《塔尔寺志》等。

    在土观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土观宗派源流晶镜史》。这部著作成书于嘉庆六年(1801年)，四川德格印经院保存的版木刻本共209页。全书分五章：(1)天竺宗教源流；(2)雪域藏地宗教源流；(3)汉地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教派源流；(4)霍尔、于阗、苫婆罗宗派源流；(5)著书缘起略说。前四章之下又分若干小节，分别叙述各地各宗源流、发展及其教义，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印度、汉地、西藏、蒙古、于阗等地各个宗教的形成与发展。尤其是对藏传佛教前弘期、后弘期形成的宁玛、噶当、噶举、萨迦、希解、觉囊和格鲁等各个派别的形成、发展及其教义分别进行了重点论述。同时对中原内地的儒、道二教和西藏苯教的形成与发展及其主要教义也进行了阐述。由于作者既精于佛学、诗学、辞藻学、声律学、天文学等，又通晓藏、蒙、汉、满等语言等多种语言文字，加之在皇室占有资料丰富，使该书终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权威性著作，至今，《土观宗派源流晶镜史》仍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典籍。这部著作的汉译文本问世较早。至公元19世纪，由印度人达斯译为英文，并取名《西藏宗教历史文献》，刊载于1881-1882年的《孟加拉亚洲学会会报》。继而，由日本人立川武藏译为日文本。到后来，该著陆续被译为俄、意等多种文本，流传甚广。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华锐·洛桑饶布萨尔

    华锐·洛桑饶布萨尔（1840-1912 年），又称华锐格西钦莫，生于甘肃省天祝县石门镇。他自幼入石门寺为僧，成年后赴拉卜楞寺闻思学院深造。在拉卜楞寺的18年时间里，他系统地学习了藏传佛教显密宗全部教程，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拉卜楞寺的最高学位—多然巴格西（佛学博士）。学成后，他先后到隆务寺、夏琼寺、塔尔寺，郭隆寺和天堂寺等诸寺院学习交流，因其佛法造诣高深而声誉大增。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华锐·洛桑饶布萨尔住青海塔尔寺，并任塔尔寺法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塔尔寺驻锡期间，听了华锐·洛桑饶布萨尔主讲的因明学、声明学和诗学讲座，并对他的渊博学识给予高度评价，对其书法也颇为欣赏。不久，华锐·洛桑饶布萨尔被聘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并跟随十三世达赖喇嘛赴蒙古等地。

    华锐·洛桑饶布萨尔的知识涉猎面很广，尤其在佛学、因明学和诗学等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 他著有佛学、因明学和诗学等方面的多部专著。他的主要著作有《大神变传记》、《修持大威德金刚之二次第·珠链》、《善说金珠之疏·宝饰》、《中观论总结》和《从律经论问答辩述》等三十多部。1985年，他的《因明学概要》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青海塔尔寺存有华锐·洛桑饶布萨尔的藏文文集木刻版。这部文集不仅包括对显密大论的疏释，还对摄类论、因明论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其与居·米庞大师之间的答辩书札更为精彩。1991年，《华锐·洛桑饶布萨尔文集》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收录其著作33种，计802页。

    华锐·洛桑饶布萨尔不仅学识渊博，还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尤其精于藏、梵文书法，且有独到之处。在甘、青一些寺院里，保存有他的书法手迹。塔尔寺讲经院的大殿内有他用梵文书写的《文殊名颂》全文，是公认的梵文书法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