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敦群培是现代藏族史上的佛门奇僧、学术大师、启蒙思想家，是西藏人文主义先驱和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先驱，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那坎坷而短暂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独具性格魅力，其处处闪烁着智慧的思想和离经叛道的言行，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精湛的学术成果独树一帜，惠及后世，他的闪光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开一代新风，上承传统藏学，下启现代藏学，在藏族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堪称藏族现代藏学的一代宗师；其从佛教神学史观转向人文史观，从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和唯物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振聋发赣。根敦群培能在封闭、禁欲、保守、迷信、落后、思想禁锢的政教合一社会里惟我独醒，显示了其非凡的胆识和超人的气魄。他的出现是20世纪藏族史上的一个奇迹。

　　(一)根敦群培对藏族学术的重要贡献

　　藏族传统藏学之变革，现代藏学之滥筋从远古到20世纪末，中国藏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古代藏学(远古至18世纪)——藏学的萌芽时期；近代藏学(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藏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现代藏学(20世纪50年代至今)——藏学的兴盛时期。古代的藏族藏学以神学史观为主要特点；近代藏学本质上可以称为人文主义藏学；现代藏学则以马克思主义为特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传统藏学的局限性表现在：第一、佛教神学史观指导传统藏学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不能揭示藏族社会的发展规律，难以认识藏族历史文化和宗教的本质。第二、方法论陈旧，传统的阐释和注疏等方法难以解释藏族历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能把握藏族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特点。第三、传统的文风难以适应藏族学术文化发展的形势。藏族学术大师根敦群培在短暂的一生中撰写和翻译了大量作品，这些著译作品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他运用实证、语言学和田野等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藏区和藏族，确立了科学的方法论，藏族的藏学研究从此进入了新的时代；他变革传统的学风和文风，其著译作品突出通俗性和人民性，体现时代感和历史感，使藏族的学术文化面貌焕然一新；他对西藏和印度社会历史文化进行科学的考察和研究，将藏印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冲破了佛教神学笼罩的传统藏学格局，基本否定了传统藏学的指导思想和认识论，开创了具有理性和科学色彩的藏族现代藏学。根敦群培对现代藏学的贡献体现在人文史观的确立、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和文风的变革，他是藏族现代藏学的开创者，是藏族传统藏学与现代藏学的界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藏族传统藏学的终结和现代藏学的开端，是以根敦群培为标志的。欧洲近代历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观念的更新、研究材料的挖掘和研究方法的扩充。根敦群培所开创的藏族现代藏学即是以这三方面为主要特征的，这也是藏族现代藏学区别于藏族传统藏学的标志。一般认为，现代科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记述阶段、分类阶段和说明阶段。可以说，现代藏学已经从记述、分类的学科，走向说明的学科，这实际上是传统藏族学术的一场革命。

　　将根敦群培和与他同时代的藏族学者进行比较，更能看清他在现代藏学史上的地位。与根敦群培同时代的藏族学者主要有：钦饶诺布(1883-1962)、喜饶嘉措(1884-1968)、谢国安(多吉卓巴，1887 -1966)、桑热嘉措(1896-1982)、才旦夏茸(1910-1985)、毛尔盖·桑木旦(1913-1993)、多吉杰博(1913 -1992)等，他们都是通晓“五明”，之学的大师，他们的著作基本上都属于传统藏学的范畴。而根敦群培的作品，无论在风格和研究方法上，还是在学术思想上，都与他们迥然不同。根敦群培之所以能在同时代的高僧和学者中卓尔郴群，是由其自身所具备的才学和非凡的人生经历等主客观因素造成的。在20世纪上半叶，根敦群培出生于具有深厚藏族传统文化积淀的安多热贡地区，在亚玛扎西齐寺、底察寺和安多著名大寺拉卜楞寺学经10余年，又前往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学府西藏的哲蚌寺学经7年，奠定了深厚的藏族传统文化和藏传佛学基础。随后他又赴佛教文明的发源地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游历考察学习研究12年，贯通了藏传佛教与印度佛教的脉络，受到古老的印度文明和佛教文明的强烈熏陶，并通过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接触到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文明，掌握了现代科学方法。他的足迹和经历，在同时代的藏族高僧大德和学者中可谓凤毛麟角。

　　建立新的“范式”，形成“根敦群培学派”根敦群培所处的时代，正是藏族社会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也是藏族思想文化在现代科学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变化的转型时期。他的学术成就和启蒙思想上承传统，下启近代，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根敦群培所确立的人文史观和科学方法以及严谨、朴实的学风与文风，为后世藏学研究者开辟了新的道路，树立了新的榜样。进入20世纪，传统藏学已不能适应科学文化的发展形势走向衰落。在传统藏学出现危机的时刻根敦群培应运而生他对传统藏学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加以改造，像王国维一样“做学问实事求是，丝毫不为成见所囿，并且异常大胆，能发前人所未发，言腐儒所不敢言”，拯救“将坠”的藏族传统藏学。根敦群培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藏族现代藏学的鼻祖和宗师。
 
　　根敦群培所开创的“轨则”或“范式”，对20世纪的藏族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所确立的人文史观、科学研究方法和通俗化的文风与学风及其精湛的学术造诣，为后世藏族学者所认同、推崇和效仿。根敦群培的施主霍康·索朗边巴与然扎·土登曲达和贡觉·阿波喇琼等弟子一道，传承根敦群培的学术衣钵；东噶·洛桑赤列教授、钦饶维色教授、夏日东教授等都是与根敦群培有“神交”的藏学家；著名藏学家恰白·次旦平措继承和发展了根敦群培的学术，可谓根敦群培的“私淑”弟子；热贡的年轻学者端智嘉、夏吾才让和多杰加等，深受根敦群培的学术和思想的影响，他们甚至模仿他的学风和文风。以上这些学者，沿着他开辟的学术道路向前迈进，取得丰硕的成果，产生“群体”效应，形成子‘根敦群培学派”。恰白·次旦平措是弘扬根敦群培学术的旗手，他不但继承了根敦群培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学风和文风，在西藏历史研究中，综合利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汉文史籍和考古资料，贯穿着人文思想和理性主义精神；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西藏历史，取得了卓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西藏通史》荣获“国家图书奖”。藏学家拉巴平措在评价《西藏通史》时指出：这部著作“(1)对于有些非常重要而难懂的史料，在直接引用的同时，译成现代书面语；(2)对于一般史料在用现代语加以叙述的同时，注明了这一史料的来源；(3)对于有些文字过繁的史料，在扼要叙述内容的同时，注明了具体的参阅史料；；( 4)对于各个时期历史的叙述都注明了史料来源及其出处”。拉巴平措还说：“如果说根敦群培的《白史》把藏族史的研究从神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带入了人文科学的轨道，那么，《西藏通史》则把藏族史的研究在广阔的领域内从人文科学进一步引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是藏族史研究的重大进步。”

　　留下珍贵遗产，充实藏族学术文化宝库根敦群培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和思想遗产。藏族史学家恰白·次旦平措说：“根敦群培像蜜蜂一样，飞遍各个山谷原野，从各地芳香的鲜花那里采取花粉，酿成甜美的蜂蜜储存起来，为我们藏族汲取世界上宗教和世俗的各种新旧文化精华，用藏文的形式集中和储存起来，成为上面提到的那个大铁皮箱子里价值无法估量的珍贵的著作和资料，他的这些崇高的行为，无论从政教新旧的哪一方面来说，都是一个伟人的无比的杰出事迹，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不要说根敦群培的一部完整的著作，就是他的一两首揭颂，对于我们都有开启智慧的特殊作用’，。他还说，根敦群培在其论著中“所表达的思想，对于我们研究西藏社会和历史的人来说，犹如在黑暗中亮起一盏明灯，使人心智豁然开朗……他的这些学术成就，应当使20世纪的藏人们感到自豪。”根敦群培的学术和思想遗产的“亮点”，是学术观念、治学方法和人文思想，这是他对藏族学术文化史和思想史作出的划时代的贡献。根敦群培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二)根敦群培对藏族思想的重要贡献

    动摇神学史观，确立人文史观国内外所出版的有关根敦群培的论著，很少论及其思想，没有把根敦群培作为思想家来看待。笔者通过阅读和研究根敦群培的作品，感受到了其智慧的思想、非凡的人生历程和高深的学术造诣。认识到根敦群培不仅是藏传佛教的奇僧和学术大师，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先驱和启蒙思想家。人文史观是贯穿根敦群培的学术和思想的主题。人文史观的确立，是他对藏族思想启蒙和思想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尼采认为，“通向智慧之路”有三个必经的阶段，即“合群时期”少沙漠时期”和“创造时期”。1920年以前，根敦群培同家乡的其他僧人一样，崇敬、顺从和效仿高僧和活佛，可称之为“合群时期”。1920年，根敦群培入拉卜楞寺学经，他对该寺的不可动摇的权威“教材”，即历世嘉木样活佛对“五部大论”的注疏发起挑战，并通过结识传教士格雷贝娄和制作机械船，初步接触到现代文明，对神圣的佛法提出疑问。1927年到拉萨入哲蚌寺后，他继续对嘉木样的佛学著作质疑，对佛学大师格西喜饶嘉措的佛法教学方式和内容也不以为然。根敦群培在上世纪20至30年代所采取的这种离经叛道之举，表明他在安多时期所形成的佛教神学史观已经动摇，开始向人文史观转变，“崇敬之心开始破碎，自由的精神茁壮成长”，但是一时还找不到佛教神学史观的替代物。这是他通向人文史观之路的“沙漠时期”。1934年到印度后，根敦群培掌握了现代语言工具，通过各种途径接受了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并受到唯物主义学者罗侯罗和罗列赫等友人的影响，运用人文史观考察和研究藏印历史、文化、宗教和语言等，通过对藏印历史文化和各种宗教的比较，开阔了视野，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转变，彻底放弃了原来崇拜的偶像。1945年回到西藏后，他撰写了《中观甚深精要嘉言·龙树意趣庄严论》(简称《龙树<中论>奥义疏》，下同)，在这部作品中，根敦群培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佛教观，认为一切“是”少非”少有”。无”的最终决定根源不是佛，而是自己的心，把对佛的崇拜，变成了对自我的崇拜，从理论上动摇了佛陀与佛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后来又写下了充满人文主义色彩的史学著作《白史》。这两部作品是他运用人文史观指导学术和思想实践的结晶。这是根敦群培的“创造时期”。从根敦群培在南亚12年的著述和翻译等学术活动中可以看出，他的观念已从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最终形成了人文史观。藏族学术史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佛教神学史观—人文史观—唯物史观。根敦群培运用人文史观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和宗教，以人文主义的态度看待藏传佛教，动摇了统治藏族学术文化近1000年的佛教神学史观，确立了人文史观，成为朴素的唯物主义者。
 
　　思想启蒙，振聋发。根敦群培的宗教哲学思想、人文启蒙思想、唯物思想以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时代特征。其思想的合理内核，如宗教宽容思想、政教分离思想、人文史观、唯物思想、社会变革思想、爱国主义，在20世纪藏族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对20世纪下半叶的藏族学术界、知识界和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人文史观的确立，开藏族近代启蒙运动之先河，冲击了旧西藏全民信教的社会格局，惊醒了被封建农奴制和政教合一制压抑的部分藏族民众，对藏族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藏族的启蒙思想家，根敦群培在藏族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对藏族思想启蒙的贡献有如德国哲学家尼采、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汉族的思想家鲁迅。

　　根敦群培人文思想的渊源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根敦群培之所以能成为人文主义先驱，是由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造就的。客观因素是：藏族的思想文化传统的熏陶。20世纪上半叶西藏独特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如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的‘新政”和西藏的近代化，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等以及家乡的环境与独特的家世的铸造。主观因素是：根敦群培独特的个性和广阔的人际世界。他短暂的一生人际世界广阔，其中容纳了藏族高僧、学者和名流，如喜饶嘉措、噶雪巴等；外国学者，如印度学者和国大党党员罗侯罗，俄国东方学家和藏学家、布尔什维克罗列赫，法国敦煌学家和藏学家巴考，英国在西藏的代理人、藏学家黎吉生，日本特务木村肥佐生，以及弟子达瓦桑布；女性，如康区的玉珍，印度的甘嘎和阿萨妮等。这种独特的人际关系，对根敦群培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他能够在学术和思想方面卓尔不群、巍然独步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敦群培所结交的外国朋友，几乎都是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的藏学家，并且通晓几种语言，他们在语言工具、研究方法、文献材料的运用和学术论著的撰写发表等方面对根敦群培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特殊的社会环境和主客观因素，把根敦群培造就成为西藏的人文主义先驱和藏族的启蒙思想家。

　　(三)根敦群培的局限和命运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根敦群培自然也有他的弱点和局限：一是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偏激；二是对藏传佛教认识的偏差；三是民族主义思想较浓；四是学术和思想的局限；五是放荡不羁。受时代的局限，根敦群培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和朴素的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综观根敦群培的一生，他既热爱藏民族，也热爱祖国，在他的思想中，民族主义是支流，爱国主义才是主流。早在1983年著名藏学家李有义就指出：“根敦群培是我国藏族中的一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处在帝国主义分子妄图分裂我国的活动中，他在封建领主的残酷统治下，在宗教气氛弥漫的环境里，不同流合污，载载孑立，难能可贵”。他说，外国学者把他描绘成一位民族主义者是错误的。

　　可悲的是，根敦群培生不逢时。他生逢乱世，在封建农奴社会中孤军奋战。他愤世疾俗、离经叛道，对传统文化和佛教进行反思与批判，试图“重估一切价值”，可谓“西藏的尼采”。但是，由于佛教主宰着西藏社会，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因而根敦群培离经叛道的言行实际上是在与整个封建农奴社会和政教合一体制作对，不仅得不到社会和藏族僧俗民众的响应和支持，而且西藏政教统治集团在对他进行迫害时，可以肆无忌惮。作为现代藏族学术和思想的先驱，根敦群培在当时西藏社会中的思想显然具有超前性和前瞻性，然而，由于缺乏社会土壤和民众基础，最终像尼采一样，成为“新世纪的早产儿”(尼采语)和“精神早产儿”。根敦群培宣扬理性，冲破思想禁锢，力图使藏族民众摆脱精神压迫和阶级压迫，而政教合一制度却违反理性，政教统治集团联合起来对他进行夹击。根敦群培虽然具有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胆识和智慧，却缺乏他那样的斗争艺术，因而他在“打倒卑鄙”的同时，自己也被卑鄙者打倒了，最终被封建农奴制度扼杀，年仅48岁就夭折了。根敦群培为藏族的思想启蒙献出了生命，后人尤其是藏族同胞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