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加

        民间环境保护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信托”。被称之为环保人士的参与者们，为某个生灵而拼出自身的血汗，而被称之为“资助者”的社会公众，也都怀着美好的心愿把自身的能量释放出来。双方之间是一种互信关系，这关系不是购买，不是投资，不求回报，不求服务。大家一起往生态环境保护的方向用劲，甚至没有一点“让生态回报人类”的自私之心。生态不会报复，也同样不会“懂得”回报，生态自有其表达和呈现的方式，你可以违逆它，也可以顺应它。说到底，自然与人类之间，本来并没有那么多功利的互动，由此，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人，也首先需要除掉这些“功利的枷锁”。
　　青海湖边的牧民南加，和他的女儿白玛措、儿子桑杰一起，和他的邻居们一起，和青海湖边所有自愿参与环境保护的人一起，正在向我们诉说一个简单的真理：保护，只有心愿，没有目的。

　　第一个心愿：我想租下邻居的一千亩草场，至少可以让一百只普氏原羚安全地生活
　　南加48岁，体格健壮，脸色仍旧是高原人常见的那种“高原红”。他新近买了一台皮卡，花了10万多元。开着车，外表上似乎阔气了一些，可他的家底一下子就薄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他多少有些焦虑。他买这台皮卡不是为了做生意，更不是为了自己过开车瘾，而是为了方便给普氏原羚送“救命草”，也方便往沙地里种树时运载树苗等物品。
　　南加的邻居多杰是无畜户，因此，多杰分到的1000亩草场，有时候就会被牲畜多的邻居转包走。青海湖东岸的草场，由于靠近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海拔又不算太高，土壤相对肥沃，雨水和阳光也都比较照顾，每亩草原的“草料生产能力”比较高。别的地方，养一只羊可能需要15亩草场，这个地方，可能10亩就够了。但当地人除了牛羊没有太多的谋生出路，当生活进入一切需要用钱来支付的时候，如何让草场通过牛羊变成越来越多的钱，就成了当地牧民非常本能的追求。有的人家，1000亩草场，养上了三四百只羊。所谓的三四百只羊，按牧民的习惯，是按照母羊的数量来算的，公羊在群里占的数量很少，而新生的羊羔，往往是当年就会被卖掉，因为现在社会上流行吃羊羔肉。
　　草场养的羊太多，草场就退化得很厉害。草越来越少，越来越单一，沙子越来越多，网围栏越封越紧密，草原再恢复的可能性就越差。可大家都像看不到这个恶化趋势似的，虽然这样的草场上养出的羊，身体越来越瘦，得病越来越频繁，母亲掉羔、成羊掉膘、幼羊夭折的概率越来越高，但大家很少有人肯减少牛羊的数量，让草原喘口气。而由于将近二十年的草场承包到户政策，邻里之间全用铁丝网隔断开来，草原上原来混沌发展、互相救济、互相协作的精神也在慢慢淡化或者丧失。
　　养羊确实是挣钱的。一只羔羊出栏时，少说能卖700元以上，而一只羯羊，也就是成年的羊出栏时，少说能卖1000元。如果一个人一年能出栏100只羊，就是10万元收入。而养羊的成本不算太高，再加上剪羊毛还可获得的一点收入，如果经营得好，草原和牲畜能够保持基本的平衡，日子过得并不差。
　　想要养更多的羊，除了糟蹋自家的草场，拼命增多牲畜数量之外，还有一个办法，是转包别的无畜户的草场。
　　南加敏感地注意着周围邻居草场的变化，每看到有人的草原在退化，他就想去劝说人家减少一些牲畜，哪怕为了未来长远打算，甚至想劝人家像他一样种树、植草、治沙、保护湿地，做一做草原生态恢复的工作。但由于无法给人家提供“生计替代”的新出路，劝告的话多少难以出口。
　　但看到多杰的草场闲下来，而且马上很可能被别人租走，他很着急，他想出20000元左右，把这片草场租下来。“那样至少可以让100只普氏原羚在里面安全地生活。草原是需要有牲畜的，但不能过多。如果能够长期租用这1000亩草场，不仅可以让草原保持健康，也可以让普氏原羚得到一小块休养生息的地方，那么它们的种群就可能得到缓慢的恢复。”
　　可他买了皮卡之后，家里的钱不多了。他有些怅惋地数着日子，每一天都在担心草场被别人抢先租走了。

　　第二个心愿：我希望女儿白玛措能够有机会重新上学，像我的儿子桑杰一样，得到好的教育机会
　　南加的家，在青海共和县倒淌河镇，离青海湖东种羊场只有7公里。过去人们总嫌当地千万年来培养出来的物种这不好那不好，于是纷纷成立了良种场、改良场之类的“技术推广站”，结果，选育出来的品种不符合当地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有的肉质很好，但不耐寒；有的皮毛很好，但吃不惯当地的草，只能舍饲。而传统品种由于改良时的一些极端政策，经常被成批成批地彻底淘汰，导致想要恢复时，甚至无法找到足够强壮和丰富的基因量。湖东种羊场也经历了各种社会变迁，目前面临艰难的转型。南加所在的“村子”原来曾经被种羊场“兼并”，后来种羊场濒临解体时，又把村子还给了牧民。
　　1998年以前，南加还在青海一带到处做生意，收药材，也收天珠、玛瑙等贵重物品，后来他回到“村子”，专心地经营草场和牛羊。而吸引他固守家乡的原因，是因为他想保护普氏原羚，想恢复草场，想保护湿地，想把湖边散落的白色垃圾都捡光。
　　南加的女儿白玛措，今年19岁了，过去成天跟着他巡护普氏原羚，捡垃圾，种树，事情分摊了不少，上到小学4年级，就没再读下去。现在，要么在厨房里忙着熬茶煮肉，要么是帮着收拾日益庞大的“家”。
　　南加的家，不仅仅有个“保护站”，而且有一个由六排“普氏原羚救助房”构成的青海湖普氏原羚救助基地。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南加救护了8只普氏原羚和3只藏原羚，他的事迹被广泛传播后，得到了青海省林业厅有关部门的重视，有关部门出了200万元，在他家门前建造起了至少可以一次性救护10只普氏原羚的房舍，每间房前都有将近两米高的金属围栏，围出了一片十多平方米的空地。这样，一只普氏原羚万一被救下来，可以单独在一个足够安全又相对宽广的“救护处”里慢慢地复原。同时，南加还准备把救护基地作为公众宣传教育基地，因此，他又修起了另外一座房子，十多间屋都还空着，准备当宿舍、会议室、科普室。
　　房子需要打理，需要白玛措和她母亲的巧手去帮助维护。有时候，南加会感觉到对不起女儿和家人，会涌起让女儿重新去上学的愿望。
　　南加还有一个儿子，叫桑杰，马上就7岁了，他和姐姐一样，从小就跟着南加一起做这做那。南加这次铁了心，一定要把儿子送去上学，虽然上学比以前来得艰难了。青海和内蒙古等地，正在推行“撤村并校”，人数少的地方，都不再建设学校，被公认为最适合牧区特点的“帐篷学校”，早已经消失了。“现代化”的先进学校统一盖在某个城市的某个片区，孩子们不管年纪多小，都要走很远的路，才能上学。桑杰上学可以勉强通过寄宿和皮卡的接送来解决，但白玛措如何再上学，却是很让人困扰的事。南加能想出来的办法，是让这个青海湖边的公众环境教育基地尽快成形，来这儿的人多了，白玛措跟着一起学习，应当也是可能的。
　　“保护站”前面的湿地上，有一片小小的铁丝网围起来的“气象监测点”，是青海师范大学在这里设置的。几年来，很多师生在这里进行生态方面的研究，吃住一度都依靠南加的“救护基地”来帮助解决。他们采了很多标本，承诺把采到的植物标本赠送给南加一份，与南加共同建设一个“青海湖生态科普室”，白玛措可以多多参与，慢慢地提升文化水平。

　　第三个心愿：我想让“果周”恢复野性，也想告诉人们，救护一只野生动物，需要注意些什么
　　南加有时候也会担心，2012年的9月，桑杰会去上学吗？因为，桑杰有个自幼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果周”，可能不会轻易让他离家。南加在小卖店里买饼干，都是买两盒，一盒给桑杰，一盒给“果周”。
　　“果周”是一只雄性普氏原羚的名字，现在，它每天就生活在南加家的房子后面，吃草，休息，闲望，从来没想过离开。它可能不是依恋人类的食物，而是舍不得这个家庭，尤其是舍不得一起长大的桑杰。
　　按照科学家的统计，普氏原羚可能已经到濒临灭绝的边缘，种群数量最多1000只，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体分成7个小群落。每年的11月份之后，普氏原羚进入繁殖期，强壮、优秀的雄性普氏原羚，会得到不少雌性普氏原羚的青睐。南加曾亲眼见过1只雄性带着20只雌性慢慢地在领地里吃草。
　　由于草原上遍布的网围栏的影响，普氏原羚很难躲过狼的追击，因为它们还没有加速，就已经跑到了网围栏的边缘。如果它们无法跃过一米多高的网围栏，要么挂死在围栏上，要么死在狼牙下。南加说，网围栏还有一个很多人没觉察的害处，是导致普氏原羚流产的概率大大提高。因为怀孕的普氏原羚身体加重，尤其是马上要生产的时候，笨重的身体就会被网围栏挂住，流产就会发生。“以前我望远镜没丢的时候，在每年的五六月份，普氏原羚的生产季节，都可以看到不少网围栏上，有普氏原羚流产的痕迹和证据。我觉得这太令人痛心了。”
　　“果周”是南加救助的一只普氏原羚，它出生的时候妈妈就给狼吃了。南加此前巡护草原，救护小普氏原羚时，倒也简单，只要将其带回家，让山羊用奶喂它们，它们就会把山羊当成妈妈，晚上在家跟着吃奶和休息，白天跟着出去吃草，长大了自然也就野化了，自己回归普氏原羚群体了。可是果周很不幸，它被救出来的时候，正好山羊和绵羊的繁殖期已过，都处于“断奶期”，南加只好将它与自己的儿子桑杰一起“喂养”。
　　两个小生命像兄弟那样缓缓地成长着，每一天都在互相嬉戏和互相思念中度过。只要一个不在身边，另一个就急得不行。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青海湖周边开展“乡村之眼”项目时，南加得到了一个小摄像机，他拍的就是桑杰与果周的故事，他给片子取的名字叫“兄弟”。
　　在屋里，听说我们想看一看果周，桑杰拿起一个盘子，放上几块饼干，出门时用手捂着，因为屋外风很大。他走到一个铁网门前，嗬嗬地呼唤着，长着两只小对角的普氏原羚应声而来。它看到我们与桑杰在一起，很不客气地直接冲下斜坡，用头顶使劲地撞击铁门，发出巨大的声响。桑杰笑着说，它这是嫉妒了，它只想让我和它在一起。
　　南加很希望果周能够回到自己的种群里去，而不要再和人类混在一起。虽然和桑杰在一起，会很快乐，但也会很孤独。9月份之后桑杰上小学了，到远方去寄宿，果周不可能跟着去。
　　“当年保护前面的湿地，黑颈鹤来得多了。我怕它们饿着，就买鱼喂它们。后来我就有意识地不喂了，因为，我怕它们离不开人类，丧失了自己的野性。”

　　第四个心愿：我希望保护湿地、治理沙化的行动，能让邻居们也受益
　　南加救护普氏原羚的故事虽然被传播得甚广，但他觉得这是所有生态保护中最容易做的事情，困难的其实是草原的恢复和湿地的保护，更难的是已经沙化的草地的恢复。
　　南加家的边上，有一眼泉水，青海湖边的草场上，本来有很多这样的泉水。面积宽广的草原，大量吸附空气中的水分子，让它们汇聚到脚下的土地中，然后集聚到一处，形成泉水，源源不断地溢出。
　　当年不分草场时，牧民按照草场的水源情况，划分着冬春草场和夏秋草场。分草场后，每家都必须分到水源，否则牛羊要上人家的围栏里去喝水，时间长了，次数多了，肯定会引发冲突。
　　有泉水的地方，就会形成一片湿地。如果湿地保护得不好，泉水即使不枯竭，也很可能只流上一小段路途，就夭折了。而南加的“湿地”已经恢复到了“历史最好水平”，这是一个比他老得多的牧民告诉他的。他的湿地里草样丰富，每一种草都长势良好。黄头鹡鸰、普通燕鸥、渔鸥等时常光顾，寻找觅食的良机。南加每一年都会买上一大批河柳，种到湿地里，让它们慢慢地生长起来。
　　“湿地和草原恢复的秘诀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尽量控制牲畜的数量，同时，注意减少它们在一片草场待的时间，让它们在一个地方吃草不要吃得太长。这样，草能够被牛羊吃，而保持着草的基本活性，但又不会被吃得损伤惨重，无法复原。我这两年把羊只大量出栏，就是为了控制牲畜数量，现在，我的羊才90只左右，牛也只剩下3、4头——仅够用来挤点奶。它们怎么吃，都不会对我的草场形成破坏了。虽然，这样的后果是，我每年的收入会大大减少。”
　　虽然收入在下降，但南加每年植树种草的热情却比以前更高。除了自家分到的1000来亩草场，他在二十来年前，还自发地把一片村里无人治理的“公共沙地”用网围栏围了起来，这片地也有将近1000亩。在他20年的持续治理下，这片地已经有望重新恢复草场的生机。南加恢复的办法倒也简单：
　　“先种下我们当地一种根系非常长的植物，汉语不知道叫什么，我们安多藏话的名字是叫‘席瓦’。这种植物种下去后，表面上你看不出来，但你扒开沙子一看，到处都是它的根，能长十多米长。然后，我们再种上草，它就有可能长起来了。
　　然后再种树。树也到处都是，比如前面的那座‘黑山’，山上长着一种植物叫黑刺，我秋天去把它的种子撸来，撒在沙地里，它们慢慢就能长出来。又比如香柏树，它贴着地生长，繁殖得很快，我把它们繁殖得很好的一片，挖出一些草木来，种植到另外一片沙地上，也能够很快地蔓延开来。有时候我还尝试种杨树，因为过去，这个地方就长着大片大片的天然杨树林。过去能够长，现在应当也能够长。我们这边又在环青海湖的转经路上，我在这沙地里修了几座香炉和砖塔，转经朝圣的人们，就会把羊毛系在树树上，给这些树‘放生’。这样，这片地区成为一个有神灵的地方，将来恢复好了之后，大家也就不容易来破坏了。”
　　南加非常盼望社会上有更多的人一起到青海湖边保护湿地，治理沙地。“我的一个很大的心愿，是盼望我们的邻居们，能够一起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别让生态再恶化下去。我也知道他们心里的想什么，我自己尝试可以，但如果让他们减少牛羊，丧失收入做保护，可能就不行。我希望有一种办法，能够让邻居们既做了保护，又不至于减少收入。比如我可以做一个网站，在春天时号召大家一起来植树。我这边和邻居们说好，大家可把树种到他们退化的草场上，长大后树都归他们，还给他们一定的树木保护费用……不过，我不太会用电脑，我希望有一台笔记本电脑，能够很快学会它。”

　　第五个心愿：我希望青海湖边永远没有白色垃圾污染
　　南加的一间屋子里，拉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青海湖周边地区白色垃圾清理研讨会”。南加想成立一个这方面的志愿者协会，还在等待批准。
　　捡垃圾这样的行为，不需要批准，南加年年都在做。他说：“青海湖边，居民很多，游客很多，转经的人也很多，加上举办公路自行车赛啊什么的活动，垃圾扔得到处都是。有些会挂在树枝上，有些会被风沙掩埋起来，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去捡垃圾。”
　　南加一家人出去一天，会捡上好几蛇皮袋，然后用皮卡车拉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点火烧光。
　　“过去我没有皮卡的时候，就用摩托车拉。摩托车在沙地里费得很，几乎一年就要用掉一辆摩托车——当然，不仅仅是用来捡垃圾，还包括用来做普氏原羚巡护，也包括用来放放牛羊什么的。
　　这种白色垃圾，没有别的处理办法，有人说烧了污染也很严重，但比起乱扔乱堆来说，污染总是低了许多。有些塑料会被牛羊吃进肚子里，有的甚至会被鸟类吃进去，直接导致它们死去。即使没被吃进去，它们飘浮在湖面上，或者在风中到处飞，确实也很难看。”
　　南加的邻居们也加入了捡白色垃圾的队伍，甚至整个青海湖边的“原住民”们也在联络起来，每年定期共同为青海湖清理白色污染。南加相信，大家都很爱惜自己生活的环境，成立协会能做得更顺畅一点，但即使不成立，大家该做的事情，还是会去做。
　　南加想做的事还有很多。他现在想彻底地转为一个“专职的环保人士”，想到全国各地去接触更多有经验的人，接受培训以开阔眼界，他想向一些基金会筹集资源，他更想以保护站为基础，以青海湖和西宁为中心，办一个有影响的公众环境教育基地。
　　“其实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懂得利用网络的人，把我们的需求和活动传播出去，吸引大家来参加。我们这儿一年到头都有事可做，只要安排合理，每天接待个二三十人，根本没有问题。大家一起把这个地方共同建设起来。一二月份，可以欣赏青海湖冬天的风光，一起巡护普氏原羚，到牧民家里进行环境交流；三四月份是种树的时节；五六月份可以监测普氏原羚的繁殖情况；七八月份可以去看雪鸡和雪莲花，观察黑颈鹤的繁殖，还可以一起绕着青海湖捡垃圾；九十月份，可以开始割草；十一十二月份，可以观察、监测普氏原羚求偶……能做的事太多了，只要有利于青海湖的环境保护，事事都是我的心愿。”
　　南加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儿子小桑杰坐在地上，突然唱起他自编词自创曲的歌，译成汉语，大概是这个样子：
　　“白色污染清理行动，保护环境快快乐乐的多好。那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保护草原、小普氏原羚——那个我爸爸带过来的。和我自己一样啊。多好啊。它身体不好，它就喜欢吃药。它喜欢喝水。我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那个普氏原羚，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的名字叫‘果周’。我爸爸是一个保护环境的人，我爸爸保护普氏原羚。我俩吃什么爸就买什么。保护普氏原羚拍拍手，我是个小保护家。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