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巴活佛

更新时间：2006-05-21

来源：本站原创作者：才旺瑙乳

本世纪初的1910年，一个吉祥的日子，在青海省化隆县群科乡下多巴村，人们像往常一样沉浸在平静的生活之中。牧人们赶着牛羊，农人们荷锄而行。蓝天高远，也许还飘着几朵彩云。在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可能正雨声霏霏，但在这个山野小村里，却充满了宁静与和平。就在这浓浓的乡情和安祥的气氛中，一个婴儿悄悄地诞生了。这个健康而又结实的男婴，是一户普通藏族家庭中的第二个孩子。夫妻俩异常兴奋，他们在高兴之余，没忘了在心中默默地祈祷：请三宝保佑我们的孩子。
这个孩子出生在一个笃信佛教的家庭。这一天，桑烟和霞光笼罩了他们小小的世界。
下多巴村地处黄河岸边，气候温暧，四季适宜。附近靠赛古兰塘山，绵延而去的是加茂拉卡山。风光旖旎，岁月悠悠，每天都能听到众鸟的鸣唱，仿佛在为众生祝福。也能看到那山顶上高耸的峨博，威武的山神时时护佑着他的子民。
将近一个世纪了。作为普通人，即使身处其景，我们也无法确切地了知，当时此地的神灵们是如何地欢喜，飞禽和走兽们是如何神秘地感知了天地的某种变化。但我们可以确信，这个刚刚诞生就受到和睦乡邻和众神祝福的孩子的父母，只沉缅于喜悦之中，全然不知他们的孩子会异于常人，是一位活佛的转世灵童，更不会想到，他此生将走上一条坎坷的、历尽磨难而又为他人的幸福奔波和奋斗不息的人生道路。
他的一生，就从这里拉开了序幕。

1914年，这个刚满4岁的孩子，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仪轨，被认定为夏琼寺多巴夏茸活佛的转世灵通，并于同年被迎入夏琼寺坐床。大典之日，虔诚的教徒们兴高采烈，蜂涌而至。他们给灵童磕头，接受灵童的摩顶赐福。喜气洋洋的信众们庆幸慈悲的多巴活佛又来到他们中间，为他们弘法传教、济度苍生。此后，小多巴开始了正规的寺院生活。这是他生命中最初的但也是至关重要的学修生涯，它培育和形成了他在此后的一生中贯彻始终的慈悲、利众和不畏艰难、艰苦朴素等优秀品格。在后来的时光中，他常常回忆童年的那些岁月，怀念他的老师和僧友，怀念他的根本道场--那座闻名全藏的寺院。
夏琼寺，全称"夏琼大乘功德兴旺洲"，位于化隆县府所在地巴燕镇偏西34。5公里处。因寺后山崖形如展翅人欲飞的鹫鸟，故称之为"夏琼（大鹏）寺"。该寺始建于元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是青海省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其创建者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启蒙老师曲结顿珠仁钦，因而名闻遐迩。多巴是该寺几位夏茸（足下、阁下、殿下之意，为尊称）佛之一。上一世多巴夏茸活佛在夏琼寺就颇有声望，显密学修功力深厚，被该地信众津津乐道。本世多巴活佛也不负众望。他和该寺的另一夏茸佛，即后来声名卓著的西北民族学院藏学教授才旦夏茸曾为师兄弟。
寺院里的生活，尤其是活佛转世制度，是唯有藏传佛教才有的一种传承制度。对于不信教的人来说，它充满了神秘感，但对于全民信教的藏族来说，它却是非常正常的。多巴佛也一样。他的父母和哥哥多杰经常到寺院来看望他，除此之外，他不能像普通小孩一样放纵地玩耍。他学习非常用功，除接受正常的大乘显宗佛学理论学修外，还多次接受密宗灌顶（密宗为佛教中一种秘密的修炼方法，灌顶为允许修密的一种仪式），并长期闭关修行（即离群索居、秘密修炼）。据说他小时候就有神通（即现在所说的特异功能），非常灵异，常为本地信众卜卦、念经做法和禳灾祈福，尤其擅长治疗神经病。当地人都说他经法好，盛传为金刚手（密宗中一菩萨名）的化身。

佛教寺院，一向靠信徒们的布施和供养维持生活。夏琼寺是个庞大的寺院，当时约有僧众近千人。因经济来源少，活佛和僧侣的生活相当清苦。1926年，多巴佛因在寺院实在无法维持生计，便走出寺院离开这所养育了他十多年的美丽的学堂，开始过流浪生活。所到之处，他主要靠为人做经事化缘糊口。约19岁时，他朝拜了塔尔寺，之后途经互助，来到了华锐（意为英雄的部落，即现在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天堂寺。从此开始，他与天祝这块美丽而又多难的土地上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
当时，他先在天堂寺附近的那威村住了一段时日，而后又浪迹到松山的囊索寺，在该寺定居下来。并逐渐受到该地群众的信奉，进而言听计从。与此同时，他和松山的头人张全才成为莫逆之交。据说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他曾和一苯教咒师比法，那位咒师当众祈雨，不时便云雾大作，天雨欲来。多巴佛则不慌不忙，稳坐诵经，霎时，那刚刚兴起的云雾即四散而去。咒师知道自己法力不敌，便悄悄溜走。这仅仅是流传于民间的众多神奇传说中的一个。以此可知，当地群众对他是如何的敬仰和崇拜。
随着阅历的增长和多年艰苦生活的磨练，他的思想已趋成熟，性格豁达，为人耿直，敢作敢为。佛教的济世思想是他一生所遵循不悖的准则。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从不惧怕富人、强者，也绝不欺负穷人、弱者。在那些岁月里，他经常为群众处理纠纷、维护草原边界。曾和松山的罗乡长打官司而坐冤狱一年。他靠为富人念经做法事化来的钱粮救济穷人，为他们送葬、安置家业，而自己却从不享用。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即便在文革后期，他被平反补发工资，在当时来说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他还是极少用于自己的生活。年长的人们还记得，他从不穿袜子，很多年，他只穿着一套油腻的衣服。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太"土气"，但这正是他作为一个佛家弟子的朴素而又高尚品德的一部分。在当时，他还收养了一个叫单增尼玛、无依无靠的儿童为义子。
后来，鉴于时局动荡，兵匪横行，又加他是处理民间俗务的能手，在他的好友张全才等人劝说下，他于1934年离寺还俗，定居到多巴沟（该地因他居住而得名），并与马迦佛的妻妹赵草热结婚，生有两子三女。

解放前，天祝地区属于永登县管辖。还俗后的多巴佛，因更多地参与本地的事务而声誉渐隆。1947年左右，他被永登县政府委任为谘议，并协同永登县政府在天祝各地搜捕过保皇党和孔孟道徒众。老年人们还记得，那时经常可以在天祝的一些山野乡里，见到身着黑盘袄（藏服），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并蓄有一脸大胡子的多巴活佛。他不苟言笑，心直口快，威仪赫赫，那典型的硬汉形象，给很多见过他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全国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天祝也不例外，而在多巴个人的历史上，也是应该浓墨书写的一页。是年，国民党气数将尽，青海军阀马步芳残部惶惶不可终日。8月，秋高气爽，马匪为了做最后的挣扎，企图阻击西进的解放军，哄骗部分不明真相的人成立了新编骑兵旅（国民党第十四旅，旅长为单成礼）。天祝有三个团，委任第一团团长张全才，副团长多巴，第二团团长孔继周，第三团团长赵扎提。多巴明言拒绝担任副团长职务。只是因与张全才个人关系好，才留在团内。当时，马匪只给这三个团每团十条枪，且破旧不堪，大多数人拿着长矛和刀棍，在华藏寺进行了为期半月的军事训练。之后受命欲进军河口。在永登遇到溃败的马家军，有些士兵悄悄告诉他们："你们拿这些矛子，打什么仗哩，我们都败了。你们若真想打，我们的枪都给你们。"当时多巴佛明察时局，采纳众人意见，由达隆寺罗管家筹集了3000块银元，去向马家军首领说情，请准许天祝的自卫队只守永登城而不去河口打仗。但马家军首领不同意，硬逼天祝的三个团开赴到河口。驻扎河口期间，能听到兰州方向炮声隆隆。在此情况下，多巴佛力劝张全才，准备把由松山籍人员组成的一团队员悄悄撤回松山。被单旅长知悉后，召集开会，单在士兵大会上说："多巴煽动军心，意欲逃跑，给我抓起来。"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松山籍的150多人举着枪棍，突然护住了德高望重、镇定自若的多巴佛，并准备围攻单旅长。单旅长尴尬之极，服软而退。于是，松山籍的一团人员，在多巴佛和张全才的率领下，星夜逃回天祝。
之后，孔继周权衡利弊，也带领二团回撤。赵扎提正在犹豫之机，一日，解放军向河口方向打了几颗侦察照明弹，自卫队便吓得哭爹叫娘，四散而逃。
9月，解放军先头部队一个侦察班到达松山滩。为了搞清楚是真解放军还是假冒解放军的周家军（中央军周嘉宾部），多巴代表当地群众故意向他们提出了许多疑问。战士们耐心细致地给他讲政策、做解释，拿出证件让他观看，以释其疑。同时解放军还从关怀群众生命财产的角度出发，劝告群众不要在势单力孤的情况下同国民党军对立打仗，避免无谓的牺牲。在逐渐了解和认识到解放军政策的前提下，多巴等人将解放军带到松山军牧场，向军牧场官兵宣讲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政策，消除了他们对解放军的怀疑。军牧场的士兵当着群众的面，亲手将军牧场几个科员的军帽摘掉，撕下了帽微，说明国民党统治的大势已去，新生活的曙光已经到来。
解放大军过天祝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的一个王科长，同松山的头人和群众协商研究了迎接大军的安排。张全才和多巴等人赶了三四十只羊，亲赴松山街慰劳解放军。王科长当即开出群众拥军情况的证明。之后，大军开过乌鞘岭，天祝人民获得了解放。
11月，天祝各界人士组织了28个致敬团，并写了慰问信，由多巴等人拿着狐皮、麝香、鹿茸，赶着六十多头（只）牛羊，到兰州慰问解放军。当时的彭德怀将军接见了他们，并写了条子，嘱托他们联络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筹建天祝自治区政府。回来后，多巴与张全才等人积极筹建，并亲自深入农村牧区，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充分发动群众，为天祝自治区的成立，做了大量富有成效，可以载书以撰而当之无愧的工作。

1950年2月，在武威分区召开了各族各界人士代表协商会议，就天祝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多巴也参加了会议，见到了地委书记王俊。王书记亲自向他们讲了政策，并明确表示，要多巴代地委向张全才做工作，取得地方众头人的支持，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就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天祝自治区筹备工作委员会。5月3日，在哈溪召开了天祝自治区首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地委派专署民政科长毕相贤和国民党起义人员于竹山参和指导。根据地委指示，进行了选举，共选出自治区政府委员25名。政府主任为张全才，副主任为托三主才郎和李文举，多巴任藏文秘书。
5月5日，自治区政府正式宣布成立。
就在各族群众热情高昂，准备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时，逃窜在天祝境内的国民党部队残余，却勾结天祝地区的一些流寇组成了"西北反共救国军"武装组织，到处烧杀抢劫，欺压群众，扰乱治安，破坏生产，严重地威胁着新生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为此，区政府召开首届二次各族各界代表会，专题讨论了剿匪肃特的决定。多巴受命亲自带领民兵武装配合人民解放军，在天堂、朱岔等甘青边界一带，以自己的身份和威望，说服和动员群众协助配合，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爬山涉水、风餐露宿，顽强战斗，终于在短时间内歼灭了流窜在这一带的土匪。
在战斗间隙，他还在天堂寺帮助僧人们成立了喇嘛业余学校，让他们学藏文、读报纸，了解新形势和新政策，同时筹划成立了天堂寺毛织厂，举荐赛义佛任厂长。
1951年，抗美援朝开始后，他带头宣传和动员群众捐款捐物。6月12日区政府召开抗美援朝各界代表大会，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鼓动，仅50天便提前超额完成了购买"天祝号战斗机"的任务。
1952年土改开始，他又带头将自己的土地和牲畜全部捐献给了集体，支持了政府的土改工作。1952年9月，他代表天祝区政府和天祝各族人民，参加了全国第二次赴朝慰问团，慰问赴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并又一次见到了彭德坏将军。回来时他带来大量的宣传资料，向群众散发，并利用各种集会向干部、群众宣讲志愿军的英雄事迹。
1952年12月，他赴京参加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并代表自治区政府向大会敬献了一面锦旗，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第二次接见时，周总理看到锦旗后，非常高兴，兴致勃勃地派人把多巴找到跟前进行了亲切交谈。当时，周总理问了他的名字，又说你们赠送锦旗，我们欢迎，但你们旗上的署名是"甘肃省天祝自治区"，究竟是什么民族为主？多巴认真地作了回答。总理听后笑容满面地说：汉族多，怎能实行自治。你们过去是以藏族为主的地区，应改为"天祝藏族自治区"。会后，多巴回到天祝，家乡的人们听了多巴传达的周总理的指示，无不欢欣鼓舞。1953年12月22日，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天祝自治区改为天祝藏族自治区，多巴当选为区政府副主席。1955年7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改为天祝藏族自治县。多巴当选为副县长。
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使天祝各民族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并大大加快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成长，使少数民族充分发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一切，无不包含着多巴一份孜孜的心血。可以说，这短短的几年，是他一生中最繁忙，但也是最有意味的一段时光。

历史是变化无常的，刚刚还兴奋异常，沉浸在喜悦中的人民，一夜间突然变得烦躁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历史在周期性的病变中用它一泻千里的洪涛，要毫无例外地对每一个软弱的生命个体进行它残酷无情的洗劫。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这样。正如捷克著名作家昆德拉的名著《玩笑》中所表述的那样，历史在它庄重严肃的主题后面，总隐藏着滑稽可笑的内容，而受愚弄的往往是那些无辜的人们。
对于那些连续经历过多次"运动"的人，谁又能说事实不是这样呢？
1957年，多巴的密友、原甘肃省政协常委兼天祝县政协副主席的张全才在兰州病故。这是一个在许多事件中都与多巴并行出现，且举足轻重的人物。后来多巴每当向别人说起他时，都说他命好，躲过了后面将接踵而来的灾难。
是的，张全才躲过去了，多巴却没有躲过去。1958年，对天祝县建政功勋卓蓍的多巴佛，在一个早晨突然被冠以莫须有的"反革命阴谋叛乱罪"而被捕，叛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天祝县一大批民族民主、宗教人士先后含冤入狱。阴云布满了善良人的心头。大量的寺院、群众的财产均被破坏、没收。后来，这次运动竟被美其名为反封建斗争。
这次冤案持续的时间不长。1962年，多巴被无罪释放，但大规模的"运动"才刚刚开始。对政治并不敏感的多巴，在这表面上渐显好转的形势中，不知究里，竟坦诚地向上面反映政策的失误。"反封建斗争中，天堂寺的经卷都烧光了、文物古迹都毁坏了、檀香木的佛像也被烧掉了。"开放寺院时他说："开放寺院的话，把东西干脆全部退出来，不退的话，干脆不要开放，哄人的话不要说。"1964年秋，贯彻中央五月工作会议精神时，对原天祝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刘延礼同志作停职检查，鉴于当时民族干部多被清理的实际情况，他说："天祝藏族自治县，是有名无实，民族干部不多了。"他多次在多种场合表示，这是不符合党的民族政策的做法。但他这些实事求是的意见，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成了他在新运动中蒙冤的罪证。
"文革"期间，即1967年元月，他被所谓的"革命群众"罢官。1968年8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他被遣送到朱岔公社天堂大队管制劳动。在科拉水库劳动时，"革命群众"把已经58岁的多巴吊到房梁上毒打。就这样，老人被打得鲜血淋淋，惨不忍睹。但坚强的老人却从未吭过一声，他始终未向这些愚蠢和残暴的"革命者"们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未坑害过一个同志。
后来，笔者的姨夫，即多巴的长子多尕藏告诉笔者一件事：当时有一天，难得他们父子俩能在一块悄悄地坐下来。年轻的他告诉父亲，早在1958年的时候，他就从家中的天窗里看到天堂寺的神佛们腾云驾雾地走了，"他们知道世道要乱了"，他说："佛爷们早就走了。"老人看着他说："那是你的眼睛花了，产生的幻觉，出去不要给别人乱说。"之后，老人忧郁地看着远方连翩的阴云。儿子第一次看到，沉默的父亲的眼睛湿润了。
笔者不是为了猎奇或者宣传神奇古怪才记下这件事的，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认为这是一段充满了象征意味的历史故事的重要情节。也许这件事本身是假的，但对我来说它却是真的。它非常生动、真切，它体现的意义就在于：那走失的不是一个能用我们的肉眼看见的具象的佛，而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灵与肉，在那些岁月里不是单纯地被拷问着，而是被无情地鞭打着。我毫不怀疑经历了各种磨难的多巴，他的心中是最明白这个事实的。他甚至知道，真正的牛鬼蛇神，不是那看不见的神秘的事物，而是那些性情狂乱欲搅乱社会的无端肇事者；真正的迷信，是那对着忠字台无知的祷告。或许他可能还常常被这些滑稽可笑的表演逗得偷偷发笑。但那笑，却充满了落寞和苦涩……
1971年5月，受尽折磨的他被迁转到县革委会机关农场劳动。1972年6月23日，由中共天祝县委发布了"关于多巴定案报告"，宣布他："予以解放。"
他离开农场，蹒跚地行走在路上。他的心情略有些轻松。但他也清楚地知道，风暴还未在中国的大地上过去，还不能太过高兴。他先回到天堂大队长子处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悄悄地离开天祝，回到青海化隆县的家乡，蛰居乡里。
行笔于此，一首著名的诗篇浮上笔者的心头：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这不仅符合对老人此时的写照，也符合对老人一生的写照。

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新中国的动乱结束了。这是令许多人至今还记忆犹新的事件。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天祝许多蒙冤的人们，难得那样欢快地相聚在一起放歌痛饮。到处都能听到那含着泪花的歌声，到处都是那沉醉在喜悦中的人们……
1978年，多巴佛又一次来到天祝，以68岁的高龄走马上任，用他的余生为天祝的建设事业服务。他先后担任过天祝县政协筹委会副主任、省政协委员、地区民委委员、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看着受过迫害的老同志们一个个平反昭雪，看着党的民族宗教及各项政策逐步落实，看着他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天祝县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又一次走向正常，他感到欣慰和满意。
那时，我们家住在县文化馆里，我的父亲也刚刚平反，他俩是老朋友，所以他经常到我们家。他从不见外，来后就盘腿坐在床上，他的头发和胡须已经花白。朴素的老人，坐在我们家的床上，这是我一生中对他印象最深的形象。他身体粗壮，不穿袜子，布鞋就放在床边，一套灰色的中山装。仪态威严，但目光和说话时缓慢的语调中却透出无限的慈祥。我常常想，被称作活佛的这位爷爷，他的内心中究竟蕴藏着多少秘密和生活的酸甜苦辣？我听过他一些神奇的传说，也知道一点他所遭受过的磨难。他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几个非常亲切并值得尊敬的老人之一。
1987年4月，他光荣退休，又回到了他的家乡。

他不仅是一个尽职责的革命干部，同时也是一个受天祝和化隆、尖扎等地人民信仰和热爱的爱国爱教的好活佛。在他退休后的日子里，还不顾自己年高体弱，继续奔走在乡邻之间，为群众念经、做法事，并把自己存下来的工资和化来的布施集中起来，在尖扎县的盖欧寺修建了一座大经堂。并购置和安放了唐卡、佛像，总造价约几十万元。1994年1月1日，弟子们扶着他到落成后的经堂和寝室里看了看。此时他已示显了病相。3日晨病情加重，下午1时30分，在弟子的看护下多巴佛收摄色身而去，享年84岁。据说，他刚圆寂时，当地发生了轻微地震。后在多巴村靠黄河边特制的火炉中火化时，出现了彩虹瑞相。当亲眷们点燃火炉后，空中又飘起了小雪。按宗教习惯，火化后七日才能开炉取骨灰，当守够时辰打开火炉时，他的遗骨缩炼成了二尊坚硬如铁的佛像，并有无数色彩斑斓并显现着藏文的舍利子。说明他的确是一位得道高僧。

多巴佛圆寂后，当地僧众举行了隆重的超荐活动。1994年1月30日，天祝县也举行了有四大领导班子和县级各单位及亲朋好友约二百多人参加的追悼会。县委书记苏鸿致悼词，他恳切地缅怀了多巴佛为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建立、发展和繁荣辛勤工作的一生，回顾了他为天祝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所付出的心血和艰苦劳动。高度评价了这位几乎经历了一个世纪历史的老人，为天祝人民的幸福生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光荣与花环，对于他来说受之无愧。
这位安详而去的老人，身后，他的妻子赵草热还健在，居住在化隆县家乡。长子多尕藏（排行老大）做生意，长女才让什吉（老二）为干部家属，次子桑达（老三）在家务农，次女加央卓玛（老四）于1983年因病去逝，小女才让卓玛（老五）在青海省尖扎县文化馆工作。
作为有功于天祝县人民的多巴活佛，我们祈愿他能早日转世，再度饶益众生。

1995年6月12日（农历五月十五日）完稿于兰州

说明：本文由天祝县金矿人秘科科长李生兰同志和笔者的父亲多识各提供了部分资料，同时参阅了1972年6月23日的《关于多巴的定案报告》和《天祝藏族自治县概况》《多巴同志追悼会悼词》，一并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