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宫一角

       都说佛门乃清净之地，但位于北京东北二环的藏传佛教喇嘛庙——雍和宫，却是这大都市最喧嚣的地方之一。平常日子这里就门庭若市，每到上香吉日，如临大敌，需动用数百名警察，维持秩序，疏导交通。这座与紫禁城规格相同的皇家寺院，曾走出雍正、乾隆两代帝王，被乾隆自夸为“跃龙真福地”。今年恰是龙年，大年初一和正月十五，早上7点，队伍就排到宫门1公里外的北新桥；雍和宫大街在这两天都实行了交通管制，地铁经此甩站不停车。站在二环边的高楼向下俯瞰，只见人潮汹涌，香烟旺盛，场面蔚为壮观。

       雍和宫如此热闹，一是因为人们相信这里风水绝佳，许愿灵验；二是近年以雍正为主角的电视剧火热荧屏，不少年轻人前来瞻仰“四阿哥”谈情说爱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历史上的雍和宫并没多少浪漫情调，从雍亲王府到皇室寺院，这里曾是权力斗争的舞台，是皇权与教权博弈的道场，是沟通中央和蒙藏的要塞，如今是处在黄金地段车水马龙中的“京城必去景点”。本该出世的庙宇，却落入尘嚣漩涡，帝王雄心和世俗欲望，在这里翻滚了三百年。

       四阿哥夺嫡的指挥部和修炼场

       走进雍和宫，穿越乾隆御题牌楼，行经200米长条石铺成的御用辇道，过昭泰门，便到了雍和门殿，只见大殿三座门均饰以金色门钉，纵横各九，八十一颗钉象征皇权至高无上。如果不是殿内的弥勒佛，院中缭绕的香烟、转经筒、风马旗，人们看不出这是一座喇嘛庙，而会以为这是一座皇家别院。这里的确曾是雍正皇帝的行宫，在登上皇位之前，他在这里居住过30多年。1693年，康熙将明代内监官房所在的地皮赐给25岁的皇四子胤禛改建贝勒府。这里至今还保存有明代遗迹，如雍和宫大殿前的须弥山模型。这须弥山由青铜山体和汉白玉底座两部分组成，通高2.76米，为万历年间掌印太监冯保供奉。人们认为把硬币扔上去能求得好运，这里常年聚集着投掷硬币的游客，尽管须弥山已被铁栅栏围起，还挂着禁止投掷物品的指示牌。

       1709年后，胤禛被封为雍亲王，贝勒府也升级为雍王府。今天，游人由南进入雍和宫大门，一路向北参观正殿、永佑殿、法轮殿、万福阁、绥成楼，会感到地势越来越高，据说这是四阿哥改建王府时有意的设计，颇有风水讲究。当时在雍和宫的左侧有一座柏林寺，民谚认为住宅建在庙的右边不吉利。胤禛当贝勒那些年，他本人和生母都不太得志，晋升为雍亲王后，他马上预支了两年的亲王俸改建王府，把府邸北部地基垫高，绥成楼的殿基比天王殿足足高了一丈九。如此便可凭高雄傲视柏林寺，占尽“上风”。从这种建筑布局，可以看出四阿哥步步为营的潜龙之志。

       清宫戏历来是古装电视剧的热门题材，而“九王夺嫡”是热门中的热门。从十几年前的《雍正王朝》，到最近的《宫锁心玉》《步步惊心》，康熙九个阿哥争皇储这台惊心动魄的宫廷大戏，不知道被演绎了多少回。大多数读者都已了解，城府颇深的四阿哥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原皇太子胤礽因过早觊觎皇位，犯下大逆不道的过错，被康熙两次废黜，康熙深感痛心，从此，哪个皇子流露出争储的野心，他便厌恶排斥谁。四阿哥把准了父皇的脉，当八阿哥广交朝臣高调运作之时，他躲在府邸韬光养晦，当起富贵闲人，自号破尘居士，表明自己看破红尘。他表面退隐，暗地与隆科多、年羹尧等共商大计，就连在府中和他谈论佛法的和尚性音、文觉，实际上也都是他的幕僚，为他争夺帝位出谋划策。

       关于四阿哥秘密争储，传得最神乎其神的是他在雍王府里建立了特务组织，招募江湖高手，四处刺探情报，铲除异己。清末民间小说甚至演绎出“血滴子”——雍正特务组织专用的杀人暗器，能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另据传说，雍正登基后，雍和宫仍然是特务总部，宫内还修了一条地下暗道供特务人员出入。但今天的雍和宫毫无暗道痕迹，不知道所谓暗道是后人杜撰，还是乾隆为保父皇名声而毁弃。

       雍正的藏传佛教情结

       雍正修习佛法，也并不只是掩人耳目做做样子。登基之前，八阿哥呼声最高，十四阿哥被封大将军王后来居上，四阿哥压根不是焦点人物，他怎能不着急上火？也许借佛法平和心态，才有利于他稳扎稳打，不致乱了方寸。雍正继位是否合法历来是民间和史学界一桩悬案，但韬光养晦的胤禛后期逐步得到康熙信任是不争的事实。

       “兴黄教以安蒙藏”是清朝对待藏传佛教的基本政策。明末清初，以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即黄教）击败其他教派，一统西藏地区，还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当时满清刚刚入主中原，脚跟未站稳，必须和蒙藏搞好关系。康熙三十二年(1693)，清政府册封格鲁派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的其它活佛，既表明清朝尊崇黄教，又能削弱达赖喇嘛的势力，防止宗教领袖擅权。

       在册封的活佛中，康熙最看重二世章嘉。青海是沟通内地与西藏的交通要道，而章嘉活佛的母寺青海郭隆寺，即后来的佑宁寺，是格鲁派在青海地区修建最早、最有声誉的寺院之一。康熙帝并不像他的儿孙雍正乾隆那么尊崇佛法，打心眼儿里，他对喇嘛并无好感，他曾说“蒙古之性深信诡言，但闻喇嘛胡土克图、胡必尔汗，不详其真伪，便极诚叩头，送牲畜等物，以为可以获福长生，至破荡家产不以为意。”康熙唯独对章嘉活佛心悦诚服，不仅因为他所在的青海母寺具有战略意义，更因他个人修养和理论水平很高。章嘉活佛28岁在拉萨讲经就轰动一时，西藏喇嘛都争相拜他为师。1693年，二世章嘉奉诏赴京，此后20余年穿梭于清廷与蒙藏之间，为沟通中央与蒙藏立下汗马功劳。1705年，康熙封章嘉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这是清朝唯一加封为国师的活佛，康熙虽然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也只是延袭元明旧制的封号，并没有尊为帝师。

       连皇阿玛康熙都推崇的大师，修习佛法的胤禛自然要向他求教。跟活佛一比，胤禛发现他早年来往密切的汉传佛教僧人水平都差远了，他对这些禅僧的说教心存疑虑，往往要请章嘉活佛来为其判断是非对错。据载，在章嘉的指导下，胤禛花了几年时间到了“透三关”的境界，章嘉称赞道：“王得大自在矣!”活佛的这一句肯定，使雍正和历代崇佛成癖走火入魔的帝王有了境界上的本质区别。当然，这种说法也不可全信，如果他真到了“虽五欲当前，亦运用自如而不失本性”的境界，又怎会为巩固统治将他的八弟、九弟及其党羽赶尽杀绝，将十四弟囚禁终生？帝王雄心，岂能勘破红尘。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4期总第52期（2月下）,内容系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