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圈,也叫“仙人圈”,是自然形成的一个奇景:蘑菇菌生长丝辐射不断辐射,时间长了,中心点及老化的菌丝相继死去,外面的生活力强,于是形成了天然的蘑菇圈。每当夏季雨过天晴,草地上便出现一个个神秘的圆圈,直径小则十米,大则上百米。周围的牧草呈现出深浅不同的颜色,走近看,那圈子是由带着水珠的白蘑菇组成。

  正是这个“蘑菇圈”,陪伴了阿妈斯炯传奇般跌宕起伏的人生,在一次次义与利的交战面前,“蘑菇圈”成为她的某种精神支柱。

  然而,当消费主义侵入时,一个人的坚持很容易被粉碎,在嘲笑声中,“蘑菇圈”最终消逝了,在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被切断的同时,更可怕的是我们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失联。

  “一个人可以自己软弱,看错人,做错事,这没什么,神佛会饶恕,因为犯错的人自己咽下了苦果。可是一个人要是笑话人,轻贱人,那是真正的罪过。”

  《蘑菇圈》是一本不厚的书,里面承载了著名作家阿来新完成的两篇中篇小说,即《蘑菇圈》与《三只虫草》,虽内容各异,但精神一以贯之,作家用诗意之笔,探寻着个体寻找灵魂的可能,在挫折与坚持中,礼赞了人性的光辉。

  对于新推出的这部中篇小说集,阿来有话要说。

  陈辉/文

 

写中篇小说是为了休息

 

  北京晨报:您似乎很久不从事中篇小说创作了,为什么?

  阿来:是的,大概有10年没写中篇小说了。我写东西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写完一个长点的东西,就要去写一些短的东西,然后再写下一个长点的东西。这一方面是一个调剂,休息一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恢复一下感觉。

  写长篇小说需要一个过程,很容易让人沉浸在故事中,让人在审美上出现疲劳,所以写完一个长篇后,人的感觉都会变迟钝。所以需要写点短的东西,恢复一下自己的文字感觉。

  短篇展示的是生活的一个切面,对磨练文字感觉很有帮助。

  当年我写完《空山》后,也停了这么一段,一口气写了10多个短篇,都是非常标准的短篇小说,每篇也就5000字左右。

  接下来,我就写了《格萨尔王》,这是为“重述神话”系列而写作的长篇小说,相当于一个史诗性的东西,写完后,我就写了一串随笔,这就是《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

  然后,我又写长的,即《瞻对》,以瞻对两百余年的历史为载体,一部人类学、历史学的作品。然后我又写了一组随笔,大概也有10多万字,但发在网络上,一直没有出版。这次写这两个中篇小说,依然是在为下一个长篇做准备。

  北京晨报:听说这次您准备写3个中篇小说,为何目前只出版了两篇?

  阿来:因为第三篇还没写完,你打电话过来时,我还正在写。

 

中篇小说是个很中国化概念

 

  北京晨报:好像目前国内写中篇小说的作家不多,您为何选择这一体裁?

  阿来:其实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比较中国化,国外很少有这种说法。因为什么是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色是什么?大家很容易说清楚;而什么是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是什么?也很容易说清;偏偏中篇小说是什么,不太容易说清楚。

  一般来说,就是比短篇长、比长篇短,其实在国外,短一点中篇小说干脆就归入短篇小说;而长一点的,比如六七万字的,就归入长篇小说。

  之所以写中篇,是题材决定的,因为写短了,觉得太可惜;如果写长了,又要人为拉长,那样也没什么意思。题材就这么大,放在中篇里最合适。

  至于说今天国内作家写中篇少,这也不奇怪,因为今天写短篇的人就少,大家好像更喜欢写长篇。

  北京晨报:为什么大家更喜欢写长篇?

  阿来:说实话,我也有点奇怪,这应该是当下中国文学中比较独特的现象了,很少在国外看到类似的情况,国外很多大作家都在写短篇,而且一个作家刚开始写小说时,最好从短篇开始,因为短篇可以磨练你的文字感觉,对于小说作家来说,这是不能忽略的第一步。我自己就是从短篇开始写起的,以后才开始写长篇。

 

写长篇未必是成功捷径

 

  北京晨报:作家不爱写短篇,是不是与发表短篇小说的媒体太少有关?毕竟网络平台上一般只需要长篇。

  阿来: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现在国内能发表短篇小说的媒体非常多,数一下,专业的文学刊物总有四五十种,它们都很欢迎短篇小说。如果说是为了销售的原因,我觉得也未必,今天短篇的东西未必比长篇的难卖,很多短篇集子销量挺高的。

  也许与作家的浮躁有点儿关系吧,这就像追求GDP一样,总想搞个大项目,这样一下就推上去了。写小说也一定要来个大部头,好像这样才能马上成名,马上赚到钱。但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对于刚刚开始写小说的人来说,一上来就写长篇,很容易把自己的感觉掏空了,以后再想写也写不了了,所以还是从短篇开始比较好。

  北京晨报:您这次出版的两篇中篇小说,大概写了多长时间?

  阿来:写作时间不是太长,都是今年上半年写的。但是大家对虫草、松茸的消费,以及这种消费在藏区造成的影响很早之前就发生了。虫草被一炒再炒,炒到现在几乎都脱离了它的价值,至少有30年了。松茸也是。我一直在观察这种现象,不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才开始观察。所以要说整个时间的话也的确很长。

 

环保话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北京晨报:一般认为,您是边疆题材的作家,这两部中篇小说却切入了环保话题,这是为什么?

  阿来:关注环保话题有什么奇怪的呢?环境问题与我息息相关,它对我的生活也造成了影响,身为作家,当然对此有所关切,只是大家习惯了用“边疆题材作家”的眼光来看我,觉得我的写作是带着某种套路的,似乎与环保无关。

  在现代社会,环保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边疆。

  当然,环保问题的产生,离不开消费主义的泛滥,正是在消费主义的推涨下,才给我们的环境带来这么大的破坏,而一般来说,消费主义主要发生在城市,但这并不等于说,乡村就不存在消费主义的问题了。

  以藏区为例,今天人们最关注的,一个是虫草,一个是松茸。今天一提起藏区,人们首先就想到这两种植物,当人们带着消费欲求去掠夺这些自然资源时,就不可避免地给边疆地区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而我的这两篇小说就是在探讨这个影响的。

  北京晨报:不过《三只虫草》这篇,似乎更偏重于社会问题啊?

  阿来:这很正常,谈环保,也不能就环保谈环保,只涉及这一个主题,那样就太简单了,读起来干巴巴的,社会问题、环保问题结合起来,有多种解读的可能,这样小说才能变得更丰富。

 

写环保也能出精品

 

  北京晨报:正如您所说,环保话题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为什么今天中国作家很少涉及这一话题?

  阿来:其实我也很奇怪,今天中国文学看起来多姿多彩,好像很丰富,可认真去看,其实也有比较单调的一面。除了一些比较技术性的文体,比如报告文学等,会关注环保话题,此外诗歌、小说等,几乎都不太谈这些。

  作家应该回应时代的重大关切,读者有关注,我们就应该有所回应,而为什么不回应,我也说不太好。

  北京晨报:是不是大家觉得这个话题太实,切入过深,会影响作品的艺术性?

  阿来:我写这两篇小说,恰恰是想证明给大家看,关注现实问题不仅不损伤艺术性,反而还会让你的作品更饱满,更有力量。

  北京晨报:环保毕竟是个大话题,容易写空洞。

  阿来:确实,环保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主要由制度设计、科技发展等因素来决定,很多人会说,这么大的事我管不了,但我们并不完全被动,至少我们可以更负责一点,可以主动去抵抗消费主义的侵害。

  我们不一定要写那么大的话题,可以从自己入手,环境被破坏,与现代人过度消费息息相关,在今天,每个人都应该反省自己,面对雾霾,你真的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你真的不应该有所行动吗?

 

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北京晨报:您说的有所行动,指的是什么?

  阿来:在国外,很多消费者会追溯产品的产地与来源,了解它的生产方式、生产过程、原材料构成等,如果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那么他们就会拒绝使用,他们只选择那些负责任的企业的产品。

  此外,当你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时,能否先冷静一下,想想自己是否真的需要它,毕竟许多消费品买回来了,实际上却用不上。应该想到:你的每件消费品,最终都是向自然索取的,一旦被消费,它就成了废品,反而会给环境带来负担。

  所以我说,面对雾霾,你未必一点责任都没有。

  北京晨报:确实,今天抱怨环境问题的人们越来越多,这可能有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

  阿来:问题在于大家都在抱怨别人,而不是抱怨自己。

  其实我说的这些很难懂吗?都是非常简单的常识,这些观点也不是我发明的,而是很多人都讲过的,谁会不懂?可大家都在装不懂。

  都是在抱怨别人,却把自己排除在外,只等着别人去行动,自己却什么也不愿做。我觉得,今天我们缺少的并不是信仰,而是一些最基本的道德伦理、最基本的规范,中国社会中的个人很难承担起道德的责任。

 

不能只拿来人家的坏东西

 

  北京晨报:在今天,关注现实、回应现实的作家越来越少,文学史教材上常常会讲这样的常识,即小说应该直面现实,应该为那些受伤害、受侮辱的人代言,可为什么今天很少有作家这么去实践呢?

  阿来:你说的这些,是文学的一个巨大的责任,视而不见,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是放弃了文学的基本立场。在今天,一些作家把写作当成一种炫耀,觉得,我都属于成功人士了,怎么能再去写苦难呢?怎么也得写五星饭店里喝咖啡、去海边晒太阳吧?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担忧的现象。消费主义全世界都有,资本主义国家搞了几百年,而我们是上世纪80年代才刚刚萌芽,90年代开始产生较大影响,可对我们的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这么大。

  国外有消费主义的东西,但也有价值关怀的东西,在国外,严肃文学创作依然很繁荣,依然有很多读者,可我们呢?今天又有多少人关注严肃文化呢?要警惕这种可能,我们拿来的是人家最坏、最没品位的东西,而忽略了人家闪光的、美好的东西。

  今天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也是文化的全球化,在经济竞争之外,同时进行着文化竞争。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差距正在缩小,但我们文化上的差距是否也在同步缩小?如果按这个趋势下去,将来会如何?我是有所忧虑的。

  陈辉/文

 

  阿来,男,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获奖者,四川省作协主席,代表作有《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瞻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