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洮砚，层林尽染，万紫千红，一条碧绿的洮水，悠悠然飘落九巅峡谷，山光水影，如诗如画。
洮砚乡政府坐落在古路坪村，距县城50余公里。由于引洮工程的兴建，这一河段上下两岸临水几个村子均已搬迁至瓜州，原址已被库区淹没。顺洮河而下，还可隐约看见原有哇儿沟、丁尕、卡固、纳儿几个自然村的搬迁遗迹。
在这段流域内，有石门金锁、原引洮工程遗址、藏王坟、摩崖石刻等文化遗迹。
一
洮河沿岸分布着洮河绿石砚石料的新老坑洞。喇嘛崖、水泉湾、纳尔、卡固直沟、砚瓦石嘴、卡日山、泉滩沟、崖沟、鹰子嘴等，其中有些坑洞已经因石料枯竭而废弃。然而在人们的探索和挖掘中，有新的石苗被发现，开采毫无节制，纯属乱砍滥挖。
然而，早在杨土司管辖时期，对洮砚矿区进行严加管理，除采取严厉的行政手段外，还通过寺院等宗教机构来束缚人们。尤其要求采石者必须在采石前向“喇嘛爷神碑”献羊，并经祈祷祭祀后，才能进洞采石。否则，不仅采不出好石，还要遭到不幸，当地会遭受冰雹之灾。土司的这一措施，适应当时、当地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在当时的管理条件下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同时，杨土司深知洮砚的珍贵，对矿区开始严加管理，规定凡采石者必须以土司衙门的“尕书”(相当于今之介绍信)为执照，知会驻纳儿村的老噢什旗总管，再由总管通知达勿（窝）村的采石工去采石，绝不允许其他人无照采石。韩军一《甘肃洮砚志》记载：“惟喇嘛崖石，由洮岷路巡防司令部派人保护，非经土司证明许可，无论何人，皆不得随便入窟凿取一石，即洮州砚工，亦不能任己之欲，擅自崖上挞石也。”达勿村民除担负采石任务外，同时负有监视、保护石窟的职责，经常派出专人守护，如果听到有人私自偷凿砚石，总管就会马上集合村民，前往制止，丝毫不予通融。为此，洮砚石料的滥采乱掘现象得到了控制。
当时的洮砚石料通过三条流通渠道往外输送：一是老噢什村民将采得的上等石料交给土司衙门，顶替当年的部分差赋徭役，土司衙门中的专业砚工们在收到石料后，专门雕刻贡品和土司用来结交权贵、上司及社会贤达的礼品；二是外地商贩中以贩石、贩砚为业者，设法求来土司尕书，直接去老噢什矿区采购石料，然后卖给新城等地的砚工制砚；三是本地的采石工将每次采得的石料，挑选出给土司的贡品、购石者的售品，所剩质量、体积稍不合规格者，廉价出售给本地砚工制砚。
据清光绪三十四年土司衙门的统计，通过以上三条渠道，每年流出的石料，折合砚台约六百方，客观上起到了对洮砚石料资源的保护作用。
民国后期，朝政腐败，横征暴敛，加上战事不断。地方官吏为了八面应付，只有加重对其属民的盘剥和榨取。作为贡物的洮砚，数量猛增。到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前后，年流通量近千方，其中一半以上属土司衙门对外的贡、赠品。由于洮砚需求的增加，开采量也相应增大，对矿区的管理逐渐趋于混乱，资源浪费严重。很多中、下品石料得不到综合利用，全被弃掷、掩埋。数眼优质矿石洞窟被毁坏、坍塌而不能采石。整个矿带，在十数年间被凿剥得满目疮痍。
建国初期，这里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洮砚矿区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而归农业社集体所有。石料亦由集体采挖，作为集体的一项副业收入而出售经营，矿区管理又逐渐趋于稳定，混乱局面也得以扭转。
1958年的“引洮工程”期间整天炮火连天，飞沙走石。喇嘛崖也被当时“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气势所腰斩，就连历来让人顶礼膜拜的“喇嘛爷神碑”也不知去向。
1961年6月，“引洮工程”下马。在此阶段，洮砚石料矿由人们自由采掘，石料经当地砚工辛勤雕琢后，去换取一些粮食、面粉，以养家糊口，为砚乡人们维持生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1960年到1964年初，洮砚石料矿区虽属纳儿大队辖区，但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放任村民们自由采取，让洮砚石料加入生产自救的行列，每年开采、雕刻砚台仅300余方。这一段时期，洮砚石料的流通渠道只有供新城、岷县、扁都及本地砚工使用。砚台的流向也仅幅射到这些地区。1964年初，历代居住于扁都、党家沟等处的老砚工们也重操旧业，利用农闲时节早晚抽空雕砚，洮砚的产量和石料的需求逐渐回升。此年年底，收集整理民间艺术的潮流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兴起，甘肃省工艺美术社也在此时增设了洮砚雕刻业务，以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培植这一民间艺术，使之发扬光大。同年，在纳儿村组织民间刻砚老艺人成立了加工点，石料的需求量猛增。并在喇嘛崖矿区开发扩大的同时，增开了丁尕、水泉湾、青岭山、纳儿等处矿点。洮砚地区各生产队的主要劳力全部抽调开采矿石。提倡产量第一，大打“人民战争”，使洮砚石料的开采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由于采取大面积的爆破，使开采的三分之二的石料被粉碎，或落入河底。有人做过统计：仅1965年至1967年间浪费掉的优质原料，就足够本地十年的生产用度。如能合理开采，综合利用，其经济价值可比当时增长50倍左右。“文化大革命”期间，洮砚的挖掘、雕刻销声匿迹。
1978年，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这一巨大变革给洮砚石料矿又一次带来了新的活力。洮砚乡的纳儿村委会以敏锐的经济眼光迅速捕捉到这一信息，并牢牢抓住了矿区的所有权、管理权。首先规定：喇嘛崖、水泉湾、卡古直沟等处矿点，为丁尕、卡古、纳儿、上、下达勿五村村民共有，严禁外地人随意采掘。对内规定：丁尕村采管直沟石；卡古村采管水泉石；纳儿、上下达窝三村采管喇嘛崖石并水城右边石。各村均有固定的矿坑，每村一至两个。旧坑采到无法再采时才能换新坑。采得的石料，谁采谁得，属个人所有，而石坑则由全村人轮流采掘，每户轮得的天数公平相等。采得的石料，全部集中在卡古村中待售。
自1983年以来，洮砚乡所在地哇儿沟附近的村寨，从事洮砚雕刻的个体砚工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原材料用量又出现历史高潮。石料的产量和售价同步上涨，据1984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年产石料约40吨，年生产大小砚台5000余方，从事洮砚制作的砚工有500余人，参与石料和砚台贩运者近百人。到1990年，洮砚石料开采达50吨左右，砚台的生产盛况空前。然而，受“引洮工程”的影响，许多优质洮砚石材已永沉河底，上等洮砚石材也将逐渐枯竭，那些被称为洮砚石料中极品的“老坑石”将会真正成为稀有之物，用其雕刻的洮砚也将成为“无价之宝”。
二
即使这样，采石人也不怕千难万险，依然坚持探险不止。他们为了生计，为了找到更优质的洮砚资源，走遍了喇嘛崖周围的山川河谷，寻矿、探矿，一但发现新的矿苗，他们便不舍昼夜，凿不出好石头誓不罢休。在洮砚一带把采石料称为“打石头”，打石头的人家，有的是祖辈传承，有的是半路出家。自古以来，采掘洮砚石的人主要是达勿、纳儿、卡古、丁尕等村人，他们既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又有历史久远的属地传承渊源。
近几年，由于引洮工程的实施，纳儿、卡古、丁尕等村随之成为移民，其中部分村民按照计划已迁往河西的瓜州县。这样，采石的工作主要由上下达勿村民承担。目前这些人中主要有卢永才、杨金荣、王桥生、王虎生、卢主秀、陈丹波、卢兴平等。他们是洮砚地区采石最早，具有很好的采石技术，尤其在识别石料优劣，选矿采矿方面经验丰富，技术娴熟，而且深知洮砚矿区山脉走向，矿层分布规律。
然而，洮砚的开采并非是一帆风顺的，直至今日，砚工们面对一个个矿洞，望而却步。因为一千多年来，这里的砚工们开采石料的方式依然如故，那就是粗放简陋的人工开采，只是开采的工具有所进步而已。洮砚石的开采形式自古到今离不开两种方式：一种是洞窟采掘，一种是露天采掘。洞窟采掘相当于其它矿类的井下作业。这类矿体露头都夹在断裂带形成的悬崖峭壁上，洞窟随着矿体延伸。喇嘛崖就属洞窟采掘，是直接从岩面开洞口往里向着水平面斜着开采，每开凿一步就极其艰难，而且充满了危险，求石极其不易。有俗语说，“十日采石九日空，一日能补九日工。”就是说，采凿十天石料，有九日采不到一块好石料，而倘能在第十日采到一块好石料，那就能弥补前九日的亏空。因此又说，“洮石一斤，价值千金。”露天开采指的就是洮砚石料有些矿带的露头部分在山崖的表面，如水泉湾、纳儿、直沟等处，因开采量不大，矿体露头面积大，一般采石者只在表层剥取，都不愿打洞采石，最多刨几个石坑，坑稍一深，或因坍塌，或因积水，无法继续开采，于是就在别处找矿源。这种方式极具破坏性，且浪费很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有人用炸药爆破的，但这种做法的效果极差：一是爆破的石料被震裂粉碎，很少有整块的石料，浪费资源；二是缺乏安全。由于震动过大，影响山体岩层，容易造成预料不到的坍塌。而且经过爆破的石料表面看来无损，但大多都有内伤，对制砚极其不利。对此当地人已经达成共识，不宜使用。
石料采掘后，还要进行挑选。尤其是洞窟中的石料，更要进行筛选。由于洞内仅用传统的小油灯（现在用充电电灯）照明，光线太暗，矿床中围岩和矿体夹杂一起，分不清哪些是围岩，哪些是石料，无法进行鉴别。所以只有搬出洞外进行筛选，将采的石料选出等级，还要将有裂缝的石料挑出来。洮砚石料的矿体与围岩均为板页岩结构，劈理较发育，挑选剥凿时须得用力得当，谨慎细心。要有丰富的凿石经验，既要掌握石性、石理，又要懂得雕刻砚台的基本常识，包括石型、薄厚、纹理、颜色等，否则前功尽弃。当地自古有谚云：“十个石头九不全，一日作功九日闲，一天挣的九日钱”。就是形容这种采石过程中的后期加工。同时，要把选好的石料从洞口运到山下或是路边。但从矿洞到洞外，再到公路沿线还是全靠人力。运输石料的工具主要用背斗，竹筐、铁丝背兜等。背斗是当地人生活、生产方面必备的工具之一。它多用竹篾、藤条、柳条等编成，全靠人力背运。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采石工的运石工具已大大改进，长途运输不再用人背石头了，大多用自行车驮和人力车拉运，量大的还用三轮、四轮拖拉机或汽车运输。
几十年来，洮砚的开采依然处于无序状态，除喇嘛崖的旧坑外，先后又在纳儿、结拉、社科、达勿、水泉湾、喀日山、砚瓦石嘴等处陆续开掘的大小矿点（包括旧坑）多达30余处，但大部分矿点或是石料枯竭，或是无法继续开采而已被废弃。这些矿点的采掘方式各有不同，或用炸药爆破，或用机械开掘，或用锤钎敲凿。特别是喇嘛崖的旧矿坑，经过几次坍塌，道路崎岖，攀越艰难，稍有不慎就会跌落悬崖，葬身大河水底。而且经过多少个朝代开掘的老矿坑越来越深，越来越危险，洞里洞外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但即使这样，一个老矿坑里每天也能采掘出一百来斤矿石。可这危机四伏的老矿坑，不知何时又将夺取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这些生命在利益的驱使下，每天在与死神打交道。当那一天，从这里采出来的老坑石经过艺术大师的雕刻，成为洮砚精品摆放在那些达官贵人，或文人画士的案头的时候，有谁还能想象到这块砚台背后所隐含的坎坷经历和辛酸故事。
如今丁尕、卡固、纳尔村，大多已被搬迁至瓜州，其中丁尕村的部分住户依然坚守故土，依然从事打石头的副业。
此次顺流而下，不仅仅是为了观赏这美丽的湖光山色，观赏这高峡平湖里一群群水鸟，忽而翔集水湄，忽而划破湖面，留下一圈圈涟漪，轻轻荡漾而去。我只希望看见那些采石人，哪怕是几个。
路上很少有行人，更看不见采石人的踪影。我想，此时正是农闲时节，也是以往采石的最佳时期，不知何故，如此例外。
三
达勿村可谓一个文化村，出生在达勿村的西藏第一世摄政王策墨林• 阿旺楚臣，因被乾隆皇帝两度任命为西藏摄政王而闻名于世。因此，这里的藏王寺与藏王坟，被当地群众视为圣地，常有藏族农牧民和藏传佛教信徒前来参瞻顶礼。
藏王坟在下达勿村北一公里处，全称“藏王策墨林墓地”。该墓地位于下达勿村果园之中，是藏王策墨林一世家族墓地，因其一度在西藏摄政而被称为藏王，并开创策墨林传承制度，使其故乡闻名于整个藏区。
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7岁出家为僧，33岁赴藏深造，入色拉寺习经学法，由于勤奋苦学，升任为寺院主持。1762年奉召赴京担任雍和宫大喇嘛和堪布达16年，以其精通教法、处事干练而深获乾隆皇帝的赏识，封为“札萨克达赖喇嘛”。1777年，西藏摄政王六世呼图克图第穆圆寂，乾隆皇帝任命阿旺楚成前往西藏办理商上事务，旋即又经清朝中央政府的批准为八世达赖喇嘛经师，参任西藏噶丹寺策墨林。阿旺楚成第一次就任摄政时间长达九年，期间曾与驻藏大臣促成了六世班禅进京朝觐乾隆皇帝之行，为密切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阿旺楚臣就任摄政后，治理有方，得到各界的支持与拥护。1791年圆寂，享年71岁。其家族将骨灰迎回故乡安葬，遂有藏王坟之称。
达勿村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近半个世纪以来，从达勿村走出去的文化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达勿人的生活命运。文化学者、社会贤达、政府官员，无不带动一方文化教育、政治经济，以及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有名的“莎目舞”誉满藏区，已被列入省级非遗文化保护项目。
然而，81年前的达勿村又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我们看看民国官员韩军一笔下的达勿村。
民国官员韩军一时任甘肃河州镇守司一职，他先后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民国二十三年（1935年）、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到达过卓尼。并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考察了卓尼洮砚喇嘛崖一带山岭、村落、交通等情况，尤其对达勿村的造访记述详细。他在《甘肃洮砚志》一文中，对达勿人的生存环境、妇女的社会地位、当地的教育状况作了实地考察。他写道：“达窝（勿）森林繁茂，草深，畜牧甚丰饶，而童稚皆失村塾。劳力妇女，被人踏践，亦罔然少所知识。应尽先办起简易小学或识字练习，民绅官商，尽可通力合作普及小学教育。尤不当漠视藏族儿童，驯至要也。否则，徒言开发，莫切实际。”又写道：“不设学校，达窝（勿）子女，自必逐渐向下颓废，成为愚蠢之民。”并对当时达勿人的生活照明条件也作了描述：“古人桦皮卷蜡，可以代烛(蜡质在皮，乾则自卷。)所谓桦烛。予向闻之书中，今于达窝（勿）始见” 。
而今，大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如今的达勿村今非昔比。但那些打石头的营生却传承至今，只是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对谋生前途的选择举步维艰，正是令人堪忧。
李德全，又名清泉，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辞赋社会员，中国辞赋家协会理事，中国诗赋网特邀评论员，卓尼县作协主席。诗歌、散文分别收入多部作品集。出版诗文集《生命如歌》，诗赋集《岁月如诗》、地方风物传记《话说洮砚》《洮砚散记》。
